去年中國科技股大跌。今年美國科技股也步了後塵。但兩者下跌的原因卻截然不同，意味著中美兩國之間的新競爭迎來了潛在的轉折點。
納斯達克指數的調整是面對投機性泡沫自然會發生的結果，這波投機熱潮令許多未盈利的公司上市，並讓許多擁有成熟業務的公司獲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高估值。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欲看更多華爾街日報全文報導，請訂閱特別版華爾街日報VVIP方案，本方案僅風傳媒讀者專屬，以低於原價3折以下之全球最優惠價，即可無限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全部內容。
相比之下，中國科技股的大跌源於執政的共產黨實施的打壓政策，此舉旨在控制國內肆意發展的企業家階層，並重新規劃國家投資重點。
這種區別很重要，因為到目前為止，中美的科技行業原本有很多共同之處。其他國家長期以來一直羡慕美國的創業文化，並試圖打造出本國的「矽谷」。以資金籌集規模和創業公司估值這兩個指標來看，中國在效仿美國矽谷方面是最接近於成功的。這並不是巧合：按照Sebastian Mallaby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權力法則：風投和創造嶄新未來》（The Power Law: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Future）中所述，矽谷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國的風投（風險投資，又譯「創業投資」）行業。
這不僅僅是關乎財富的問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學者Mallaby把風投稱之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第三大機制」，其作用不同於股票市場和公司。
Mallaby認為，股票投資是被動投資，而風投則是主動介入，引導資本、關鍵員工和大客戶流向有前途的初創企業。創始人是受人尊敬的，但Mallaby展示了風投投資人是如何例行公事般培養這些創始人，有時甚至還會逼迫這些創始人離開公司，就像對待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 Inc., CSCO, 簡稱﹕思科）和Uber（Uber Technologies Inc., UBER）創始人那樣。
市場走勢呈「正態」分佈，就像人類的身高：大多數人的身高處於平均水平附近，只有少數處於極低或極高水平。相比之下，風投呈「冪律」分佈：大多數公司的回報都接近零，只有極少數回報驚人。因此，對風投投資人來說，高於平均水平還不夠好。為了彌補所有輸家的損失，風投投資人需要找到真正具有變革性的公司。該書引用了已故風投先驅托馬斯·帕金斯（Tom Perkins）的一句話：「如果不是10倍的不同，那就沒什麼兩樣。」
但Mallaby稱，與公司不同的是，風投投資人持續不斷地讓其投資服從市場紀律。一家公司如果不能吸引新投資人或買家，就會被拋棄。市場財富的魅力促使風投支持的公司嘗試傳統公司做不到的業務，這就是當初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半導體領域超越老牌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和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 Inc., TXN）的原因，也是如今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 （簡稱SpaceX）在太空領域勝過波音公司（Boeing Co., BA）的緣由。仙童半導體的創始人還創辦了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 INTC）。
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和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等美國投資者將這一模式帶到了中國，在這些投資者及大學校友們的幫助下，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簡稱：阿里巴巴）、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簡稱﹕騰訊）、百度（Baidu Inc, 9888.HK, BIDU）、京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字節跳動（ByteDance Ltd.）、美團（Meituan, 3690.HK）等無數公司應運而生。Mallaby寫道，中國的風投投資人「曾在美國頂尖大學學習，在美企任職，又一絲不苟地學習消化了美國的風投策略：股權投資基金、分階段融資、親身參與、以及為初創公司員工提供股票期權」。
到2018年，中國吸引的風投資本幾乎和美國一樣多，而受到風投支持的公司也做到了其他中國公司無法做到的事情，開發出了領先美國的真正創新產品，比如無需通過銀行或信用卡發行機構的移動支付。
中國的風投似乎一如既往地強勁，根據PitchBook的數據，去年中國吸引了1,110億美元風投資本。但從2020年底開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該國最成功的數家企業進行了多方面整頓，尤其是阿里巴巴，有關部門指控這些公司違反法律法規，比如違反競爭法規、資訊保護不力、導致用戶遊戲成癮等。受此影響，這些企業的市值蒸發了逾兆美元，許多知名企業家道歉或辭任。中國的風投投資人也適時地將投資重點轉向了中共看重的領域，特別是在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的半導體行業。
Mallaby對習近平的打壓行動對中國創新的影響持悲觀看法。他寫道：「中國的威權政治文化在根本上與推崇思想自由的企業家精神相抵觸。一個對維持現狀具有既得利益的政府不會冒險釋放顛覆性的創新活力來打亂局面。」他寫道：「不斷升級的打壓行動……似乎可能迫使人才離開中國。與此同時……矽谷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的創業精神仍然令人震驚。」
也許這並不太要緊。即使政府引導的中國風險資本被大量浪費，但風險資本不計其數，必然會產生一些創新。此外，大多數增長並不是來自新的想法，而是採用和傳播現有的想法。經濟史學家Robert Gordon指出，美國的生活水平在1970年結束的一個世紀裡進步最大，當時風險資本還沒有進入大發展階段。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美國缺少的不是創新，而是製造能力、技術和相關人才。中國公司近幾十年來的成功要歸功於複製（在某些情況下竊取）其他國家的技術，然後利用受過教育、有積極性、薪酬較低的勞動力，以更低的成本製造出所需產品。
不過，如果中國希望在經濟上或軍事上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就不能對創新的產生方式漠不關心。Mallaby指出，中國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SZ DJI Technology Co., 簡稱：DJI大疆創新）製造的無人機和商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SenseTime Group Inc., 0020.HK, 簡稱：商湯）開發的人工智慧都有軍事方面的應用，而且這兩家公司都得到了風險資本的支持。在美國，SpaceX和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也是如此。Mallaby寫道：「風險資本已經成為國家力量的一個支柱；不能將它排除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