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話錄》數易其稿，我寄回給余先生，希望由余先生親自校訂。當時余先生正忙於《論天人之際》的著述，無暇細改那本談話錄。等到余先生完成晚年學術巨著後，閒談中，我提到單德興先生訪問齊邦媛女士而促成《巨流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余先生何等智慧，當然知道我言外之意，這便有了《余英時回憶錄》。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序中說，回憶錄是建立在談話錄的基礎之上，那是余先生謙虛。實際上，我並無寸功。至多是我和余先生暢談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復活了余先生的記憶。對我而言，余先生樂意和我天南地北暢談，使我受益無窮。
這14年來，余先生對我殷殷寄語，最終形成文字的不及談話內容之萬一。而《余英時訪問記》的成書，得之於余先生者多，出之於我者少。從這個角度來講，《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都是余先生的著作，不過是余先生假我之手回顧他的平生學思歷程而已。
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余先生親撰回憶錄，遠勝我整理談話錄與撰寫訪問記的價值千萬倍。因此，《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以後，我萬分期待余先生親撰下冊，講述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以後更為廣闊的歷史世界。在我看來，余先生如能完成一部完整的回憶錄，重尋平生學思歷程，誠為現代文化史上重要的「心史」；則《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並無出版的必要。然而，如同我期待余先生晚年寫唐史著作一樣，此願成夢。唐代詩人祖詠〈終南望餘雪〉只作：「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而嘆「意盡」，留下無盡的悠思。余先生博大如海，如今的《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記錄的只是余先生世界裡的滄海一粟。
我天資不高，學識有限，但我以為志業生涯中最要緊的是敬業。如果能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更是仰不愧天。余先生能和我相談甚歡，也許正是欣賞我的敬業精神。我性格爽快，對余先生一向暢所欲言。而余先生提攜後輩不遺餘力，無微不至地關心我，使我如沐春風。這十四年來，余先生視我為忘年交，總是和我無話不談。因此，余先生對我的談話，便有了歷史價值。在余英時的歷史世界裡，我只是一個動了真情的提問者和聆聽者。
明代呂坤說：「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胡適先生對此言頗為欣賞，藉以教誨新聞記者。在我看來，新聞記者與歷史學家同樣擔負著為人辯冤白謗的道義。而余英時先生的著作中，常常為古今人物辯冤白謗，甚至多次為胡適先生辯冤白謗。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是余先生從事歷史研究的樂趣。余先生堅信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提倡做有尊嚴的知識人。「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是古今常態，胡適先生和余英時先生的生前身後，皆見此景。杜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已道盡底蘊。
在現代文化史上，有人和余英時同調，有人向余英時立異，但決沒有人能夠完全不理會余英時的學說。此意原論康德，余先生對此意頗為欣賞，先後藉以論韋伯與胡適。如今余先生隱入歷史，《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三部曲，成為余英時「心史」的一部分。余英時的歷史世界，如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期待更多朋友的共鳴。
＊作者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余英時訪問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