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失敗者回憶錄85：裂口的開始
1976年四人幫倒台，到1979年初，是《七十年代》與中共的蜜月期。那時，中共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的主流是批判文革派，而《七十年代》以香港雜誌的身份為主流派掃清道路，其中尤以呼籲鄧小平復出，為劉少奇、彭德懷平反，使文革被打倒的劉的黨政系統、彭的軍隊系統一大批老幹部復出，重新執掌權力。這符合當時中共主流派的意願。與此同時，《七十年代》亦涉及中共的體制問題，特別是權力轉移的制度化，掌權者的特權和百姓受權力欺凌的問題，這些深入到制度的探討，並不符合掌權者的利益。我並非不知道，但我當時認為，這正是獨立輿論的愚者千慮的責任。
1979年前，鄧小平的最高權力地位仍然未鞏固，推動「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的神話」，打擊「兩個凡是」，讓西單民主牆批判文革派，是鄧派在全國製造輿論的要點所在。因此，儘管中共從來不容許外來報刊進口，但在1978年，不僅《七十年代》可以帶進中國，甚而北京、廣州許多機關紛紛訂閱，都可以收到。有順德一位民眾寫信給海關，問《七十年代》能否允許進口，獲明確答覆「可以進口」，因此才托親友在香港代訂。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鑑於當時與中共的關係仍然良好，我以為是一時間中國內部的失誤，期待事情有轉機，在等了個多月後，就於當年7、8、9三個月，陸續就這事件寫了三篇「社論」，題目分別是「反對中共當局非法沒收本刊」「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言論開放有利於安定團結」。這三篇文章，以向讀者交代中國對雜誌從開放到禁制的過程，來借題發揮談言論自由對中國的重要性。
社論不挑戰中共建政後所訂立的限制國外出版物進口的條例，反對的是「非法沒收」，因為除非是毒品之類的東西，海關若不准某一樣東西入境，也只是要你留下，出境時帶走。現把東西沒收，就是另一層次；沒收後加一個「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罪名，這又是另一個層次。我們的抗辯，就是針對既已獲准進口，又突然禁止，再當毒品般沒收，並加上罪名，從這三方面分別論述。就「有害安定團結」，社論提出「狹隘的黨派立場、狹隘的民族立場，和看風使舵的言論，均對中國不利」，「與其竊竊私議，不如公開討論」，「沒有批評，要言論何用」，最後的結論是：言論開放有利安定團結。「只有當政者相信人民，讓人民有知情權，讓各種不同的意見與民眾見面，讓海外嚴肅探索中國問題的報刊可以給民眾接觸到，民眾才會對當政者有信心，並知道怎樣發揮民主權利。」揭發問題實現的是清污除垢的安定團結，而掩蓋問題實現的是藏污納垢的安定團結。
三篇社論，明確了我們雜誌在殖民地香港的輿論角色，由英國提供的保護傘，可以使我們說出中國老百姓想說但在大陸不能說的話。那時候，愛國，一心希望透過輿論促使中國進步，仍然是我的追求。我相信只有批評才有進步，沒有批評就只會越來越向絕對權力倒退，越來越腐化。
《七十年代》被禁止進口的幾個月，一向同我有密切聯絡的中共駐港高層，沒有約我見面，有見面的藍真也沒有同我談論這件像沙發上的大象那樣明擺著的事。直到九月刊出第三篇社論，才通知我去新華社與王匡社長見面。
那次見面，跟過去與李菊生社長、祁烽副社長的平和地聊天式談話不一樣，是十幾人在一個大客廳開會式座談。王匡講了一大堆廢話，主要就是說我們三篇社論不合適，指「中共非法沒收」不對，不是「中共」，是「中國海關」，現在是「黨政分開」的。我平和地但毫不保留地對他的話表示異議，說要「黨政分開」只是一個追求，還不是現實。並再次扼要陳述社論的觀點。我試圖力爭在中共體制內實現一本雜誌的言論自由，但沒有得到與會者支持，包括藍真在內的與會者都沒吭聲。這次會晤有點不歡而散。而真正主管報紙雜誌的祁烽副社長卻沒有出席。
王匡在文革前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文革被批鬥，文革剛結束的1977年復出任出版總局局長，這時全國只准讀毛著的禁書時代尚未過去，他在出版局率先開放了35種中外名著的重印工作，在中國算是較開明和有作為的人物。可是，既外派香港，又要服從中央僵硬政策，表現也就只能這樣了。
這是我爭取作為中共體制內刊物的言論自由的挫折，也是我們與中共關係裂口的開始，但這時候還沒有真正和公開破裂。
失敗者回憶錄86：太歲頭上動土
物質的短缺，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超過了一切，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道德、文明、禮貌、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
1979年《七十年代》九月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權階層在中國」。是寄自北京的來稿。文章開頭說：「文革以來，中共內部本來並不明顯的特權階層日益惡性膨脹」； 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門戶大開，每年乘西風出國的官員與日俱增，在出國潮中，「佔有相當比例的是中共要員的老婆孩子，以及各級沒有真才實學的平庸官員」。「『出國熱』的鬧劇在今年五月派出『中日友好船』時達到最高潮」，「以廖承志為團長的600多人中，有400多人是夫人、小姐、公子和高官顯要的親朋好友們。僅廖公一人就攜帶30多位這類人隨行」。當輪船駛離上海港口時，人群就將此船冠以「公子王孫船」的稱號，隨後一個多月，一直在北京、上海受到議論。而回國時，則滿載著「日本朋友」送給公子王孫們的禮物。
這篇文章應該是激怒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了。據《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透露，當時廖承志把新華社社長王匡叫到北京，以《七十年代》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為由，向王匡「當面交代，『把他們撤底搞垮！』」。《回憶錄》說，「王匡回來要（新華社秘書長）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撤底搞垮』有困難，而且以往我們同雜誌的關係較好，主持人是我們的朋友……」
自中共建政以來，廖承志即主管香港事務，1965年我去北京，他出面宴請訪問團，用廣東話講話，語言風趣坦率，給我的印象不錯。1983年許家屯奉命來港履新前，曾經去找過這個頂頭上司，發覺他對香港情況頗熟悉。後來許家屯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感到中央一些人或明或暗，對廖有所不滿，說他「很少向中央匯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相信廖承志在北京以了解和掌控港澳問題自居。因此，《七十年代》那篇文章才使他咬牙切齒。
後來我在美國，遇到一個從大陸出來的朋友，他告訴我，這篇文章是他寫的，依據是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在分組討論時，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對特權的質疑，關於廖公船的質疑就刊在分組討論的匯報中流傳。人大既公開討論，又刊在人大匯報中，有關內容不應有任何見不得人的地方。但白紙黑字登出來就是另一回事了。當然，關鍵是我們收到這篇文章的取捨。我並非不知道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所謂「不怕官，只怕管」，在他主管的範圍內批評他，是「太歲頭上動土」。但那時候，關於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正是被壓迫的百姓特別是年輕人的關注所在。1979年開始湧現的大量文藝作品，都以幹部特權為批判焦點。我認為這是與中國發展前景息息相關的問題。不能說因為廖承志主管港澳，就予以迴避。
廖承志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的命令，當時不僅楊奇表示異議，而且其他幾個副社長也不同意。一位從大陸出來的朋友當時告訴我，副社長祁烽跟她說，《七十年代》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不應該這樣對待這雜誌。但祁烽沒有向上級表明他的看法。顯然，這是在中共官場中不可免的自我保護之道。專權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等級授權，沒有其他對各級官員的制衡渠道，在這種體制下，下級只會選擇上級喜歡聽到的情況匯報。
廖承志是熟悉香港政策的，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他身上，如果講的是別人，他大概也不會說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但既是指向他本人，就難有雅量也！這亦是一元領導的要害。
這件事發生，同整個時代背景也不無關係。在文革前，中共幹部中，許多人都懷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大致上也是清廉的。但文革將權力提升到凌駕所有是非、所有價值、所有道德、所有理念、所有物質基礎之上，有權就有一切，強權就是真理，因此一旦重新掌權，就深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之道，用盡權力為個人謀私利也是必然趨勢。
此外，文革的經濟下滑，物質極度短缺，幾乎所有的生活消費品都供應不足，都憑票（糧票、布票……）購買。那時所謂「三轉一響一咔嚓」(單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人民幣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
物質的短缺，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超過了一切，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道德、文明、禮貌、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因此，利用特權謀私利，公子王孫船，等等，都不足為怪。
文革帶來整個社會的墮落程度，可以說深不見底，是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