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內部的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未完的革命這個想法我還是沒有改變。革命在哪裡呢？跑到海外了。光去年一年就超過10萬人流出，且會持續流出。海外港人離散社群正在世界各地成形，並且緩慢地自我組織，形成一個網絡。這裡面有相當多是參與過運動，甚至有不少是領導群的人，在各個不同國家用各種方式重新組織。
德國之聲：您因為〈致一場未完的革命〉而被《大公報》點名涉犯《香港國安法》。得知此消息時，您第一時間有何想法？
吳叡人：這篇報導一出來，香港還有台灣的友人和學生都把它給傳了過來。我一開始感到有點錯愕，心裡也不太舒服，但沒什麼恐懼。這段時間剛好《立場新聞》跟《眾新聞》先後被關，我就聯想到下一個目標恐怕會是記者協會。記者協會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獨立媒體的同業公會，他們的力量很大，而且非常強調新聞自由。我猜想我這個案子被拿出來，目的是要去羅織罪名，用來打擊香港記者協會還有外國記者協會。
德國之聲：友人轉貼您信件，您提到「此事影響甚大，遠超過香港媒體受迫害之事」。可以幫我們多闡述一下會有哪些影響嗎？
吳叡人：中研院內部有一個自由派團體叫做自由學社，這些朋友們認為這是對台灣學界的攻擊。我想這個觀點沒有錯。我是一個工具，把我的案子做大後，我就會成為一個代表，並連帶產生影響。從台灣全體國民的角度來講，如果說今天《香港國安法》可以找一個長期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人來祭旗，等於讓該法的管轄權如此直接延伸到台灣來。
台灣民間跟香港的聯繫非常密切，去香港的人很多。很多人可能會以為，自己又不是什麼學者或政治人物，但是此例一開，等於（港府）可以對任何一個台灣內部以各種不同方式聲援香港的台灣公民進行同樣的控訴。這會對我們台灣人立即產生危險。
我個人有過類似經驗。2019年我曾被邀請去馬來西亞一間學校做一場關於台灣轉型正義的演講，當時我就曾經被中共大使館監控3天。他們就在我的面前。跨境管轄是一種人權的迫害，讓人感覺他們仿佛無法無天。
另外就是學術研究工作者，台灣跟香港學界有很多密切交流，不是只有人文學界，自然科學界也是。事實上，許多以前地位崇高的學者，像前中大校長劉遵義，還有現在的港大校長張翔，都是中研院院士。如果我一個中研院研究員從我專業的立場進行一個公共的評論，本身都會獲罪，（其他人）牽連又會有多大？
在我之後，他們（《大公報》）又對前浸會大學教授羅永生一篇在《明報》上的文章進行非常類似的攻擊，同時也攻擊《明報》本身。那個邏輯跟模式都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