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
失敗者回憶錄77：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1979年翁松燃說在香港談統一問題才可以暢所欲言，由此點出了殖民地香港在言論上推動兩岸進步的重要性。在那個年代，台灣問題絕非只有統一前景問題，而且那根本不是主要問題。台灣當時，是處於黨外人士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的關鍵時期。立法院和國大代表增額補選的政治對抗，縣市選舉，特別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為訴求的反威權政治的言論，是當時台灣向自主轉型的推動力。在言論上，香港《七十年代》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陳映真、柏楊、台大哲學系風波，雷震、余登發、陳明忠、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案、陳文成案、鄭南榕自焚……我們都大篇幅地反威權，和支持台灣人為自主權利的勇敢抗爭。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貼近現實的來稿呢？原因之一，是台灣留美歐的知識人，許多都是我們的讀者，他們既有台灣內部的信息來源，又具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或者早有許多洞見蘊藏胸中，《七十年代》提供他們發表的園地。原因之二是有所謂「外轉內」言論，就是台灣黨外及自由派的論政者，委託一些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把他們寫好的報導與文章，帶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發表，然後在台灣的黨外雜誌再以轉自《七十年代》的名義刊登，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中，最重要的一人，就是長期致力於台灣人權及民主運動的美國人梅心怡（Lynn Miles，1943-2015），他主動跟我聯絡，把許多台灣黨外人士的文章帶給《七十年代》發表。他有兩三個拍檔。
印象較深的兩次，一是《雷震回憶錄》的出版。《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因言致禍，十年牢獄中所撰的《回憶錄》被沒收，他出獄後重寫，但被禁制不能出版，於是他將手稿交陳菊，再輾轉送到在日本的梅心怡手上，由梅親自帶到香港交給我，《七十年代》雜誌社於1978年12月出版了這本書。
另一次是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被通緝，他的美籍太太艾琳達（Linda Arrigo）被強迫離境，先到日本，後來香港，由華裔英國人黃世雄（Dennis Wong）與我聯絡，於19日接受《七十年代》的長篇訪問，詳細談「美麗島」的背景，事件經過，和她自己的經歷。這是台灣官方對美麗島事件報導之外、作為被鎮壓一方的說辭。這篇報導震動海內外，也傳回台灣。
在台灣民主運動開始活躍，並掀起一波一波浪潮的七、八十年代，為什麼在香港眾多傳媒當中，台灣的黨外人士，和支援台灣民主的梅心怡等人，要選擇供稿給《七十年代》呢？原因是香港媒體左右分明，右派的不敢得罪台灣掌權的國民黨，而左派因為摸不清黨外民主人士的底細，不是懷疑台獨，就是懷疑「外國勢力」，所以對台灣黨外的抗爭，不敢大篇幅報導，更遑論發表評論了。而香港一般市民不關心台灣政治，也使電視新聞不怎麼報導。
我當時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長期形成的對國民黨的莫名惡感，又沒有正統左派那種怕這怕那的心態，因此在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就抓住時機大量報道了。
台灣其後走上民主之路。我們的「外轉內」言論，是否也起過推動作用呢？我雖不願意妄自菲薄，但也必須承認，若有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功勞，這功勞也首先屬於台灣提供信息和評論的黨外人士，其次屬於支援台灣民主的外國友人，而其三，是屬於香港這個靠近海峽兩岸的自由法治的殖民地保護傘。
2017年臺北市長柯文哲說「香港很無聊」。現在，或許是的。但在四、五十年前，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許多臺灣的知識人、黨外人士來香港，如饑似渴地到圖書館看資料，看香港報紙，買香港雜誌，對他們來說，香港不僅不無聊，而且十分有聊，甚或是全世界最有聊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那個時期《七十年代》對台灣政治的報導和評論，固然有推動民主自由的作用，但對蔣政權的批判則未見公允，特別是只看到專權政治的一面，而沒有看到還有好的一面，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在中共的威脅下，不得不嚴密防範滲透，而且即使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下，仍然逐步開放人民的自由。我想，這是我那時的左派思想意識根源所導致的偏差。（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78：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葉紀東是二二八事件的學生運動負責人，事件後在台灣難以容身，於是中共地下組織將他召往大陸，參加中共主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對台廣播部工作。
1972年《七十年代》刊登的《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文中提及一位台籍學者對大陸的台籍同胞表示關切，願見中共政府啟用台籍幹部。
從這個關切，或顯示這位台籍學者可能略知身在大陸的台籍人士的處境未必好。懷疑在大陸的台灣人，會否受某種程度的歧視。
因為《七十年代》關注台灣問題，1977年我在北京曾被招待到一位台灣人家庭參觀和談話。以當時中國的生活水平衡量，這個家庭的生活相當優渥，我相信當局事先作過刻意安排。
我又被邀請去聽當時的對台廣播，說是要徵求我的意見。那時正值「粉碎四人幫」不久，廣播說，「華主席當接班人，毛主席放心，十億人民都放心，台灣同胞更加放心」。我聽了禁不住說，這樣的廣播，台灣人聽了恐怕會反感；台灣民主運動要爭取的是人民選舉權利，反對自上而下的人治交班。他們聽了面面相覷。後來一個在對台廣播部工作的台灣人葉紀東對我說，我的意見很好，這些意見只有外來的人提出，才會有些效用。
葉紀東是二二八事件的學生運動負責人，事件後在台灣難以容身，於是中共地下組織將他召往大陸，參加中共主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對台廣播部工作。
八十年代他被派到香港新華社（中聯部前身），名義是記者，實際是做聯絡台灣人的工作。那時候我與他有較多接觸。我介紹了一些在港台灣人與他認識。他和台灣同鄉交上朋友，聽取他們的意見。他與中共其他對台工作的幹部不一樣，有很強的台灣意識，支持台灣民主，認同黨外的觀念。但後來他突然被急調回大陸。臨走時對我說，是香港一個極左人士向北京打報告，說葉紀東有台獨傾向。他講的這個極左人士我也認識，是一個心胸非常狹窄而懂得鑽營的人。
葉紀東生於1927年，於2000年去世。維基百科有他的生平資料。他後來接受過一些台灣媒體訪問，談二二八的親歷，談作為台灣人的兩岸情結。基本上仍然擺脫不掉大中華意識，努力推銷統一，但他認為統一必須建立在台灣自治的基礎上，這些意見與中共官方的公開看法有距離。
在中國操控、大陸可以搜尋的「萬維百科」中，關於「葉紀東」這一條，已經列為「該內容涉嫌違規」，看不到了。
那時我感受到，台灣人對爭取民主，幾乎有先天性的執著。那時代的香港人真是無法比擬。因為台灣人在歷史上一直是「亞細亞孤兒」，從來都任人擺佈，沒有自主過。而更重要的，是在外來政權的擺佈下，沒有法律權利，沒有自由和安全保障。這跟香港的情形不同，香港沒有民主，但英國的民主保障了香港的自由法治。對一般人來說，有自由法治就夠了，沒有民主沒有什麼不好。台灣卻因為沒有民主的保障，而使一般人生活的自由法治都殘缺。因此，在那個時代，爭民主對台灣人是生死攸關的事，對香港人是可有可無的事。
海外的台灣人，由釣運而統運，參與者關注的不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而是中共對台政策，特別是寄望中共支持台灣民主，又或者以為與中國統一後台灣可以享有自主。但絕大部分到中國旅行後，雖接受很好的款待，卻沒有得到中國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的承諾，也沒有獲得統一後台灣可以享有民主的保證，相反的是，中共始終不變的關注是國民黨會否接受和談。在每年北京舉行二二八座談會時，都只會找些過氣的國民黨人士出來呼籲談判，或作兩首肉麻的打油詩。中共這種姿態，徒然令台灣人更反感。就我所接觸的台籍人士，在訪中之前還只是一心爭台灣民主，訪中後反而覺得統一更不可能實現民主，分離意識更強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共體制內參與對台工作的，還有幾個二二八後逃往大陸的台灣人，他們在台灣參與抗爭就是為了爭取台灣的自主，到了大陸這麼多年仍然懷抱著「亞細亞孤兒」的情懷，但他們的意見卻一直不被只顧延續國共鬥爭的中共當局所接受。無論是毛時代、鄧時代、江胡時代，或現在的習時代，都如此；也無論是從1948年就到大陸的台籍人士，或七十年代之後從海外或台灣往訪的台籍人士，中共對他們的意見即使表面聽取，但實際上是置若罔聞，又或者根本聽不懂他們的意思。
1949年中共建政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的主張和經歷，最值得記下來，引為鑑戒。下一篇再講。（原文發佈於10月22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