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失敗者回憶錄55：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Ann 推薦我去看日本電影《偶然與想像》，這部由三個短片組成的電影，其中第2部「門常開」，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一段趣事。
話說六十年代有一次好幾位著名的流行作家在一起飲茶，座中有高雄、金庸、葉靈鳳等人，高雄講到寫報紙連載文章，他說，凡是寫某方面的題材寫得出色的，本人在現實中那方面一定是最不行的。寫武俠小說最好的，一定不會武打；寫愛情小說的，在愛情上大都失敗；寫色情小說的，性方面一定沒有什麼經驗；寫馬經的，賭馬輸較多；寫股經的，在股票投資上大多損手。他也自嘲寫經紀拉、寫石狗公，自己絕不懂得營商。在座作家們都笑了，具體想到每一個人，好像也真是這樣。
高雄頭腦敏銳，反應極快，對世情觀察入微。擅長寫某種題材的作家，之所以寫得天花龍鳳，正是因為現實上不在行，只略知一二，才有超越現實的想像力。讀者也愛看這種充滿幻想之作。不過超越現實卻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相反，將現實昇華再從幻想中演繹出來的道理，可能更真實地反映人生，使讀者有所感悟。當然對流行作家來說，想像力的重要性在於吸引讀者追讀下去。
日本電影那個「門常開」故事，寫的就是一個在小說中有極露骨色情描寫的作家教授，實際上完全沒有性經驗，既在女色面前難以抑制自己、又對誘惑他的女子感到恐懼，為此而要保持「門常開」。
香港五六十年代出現報紙上的流行文化百花競艷，主要原因一是大陸風雲變幻，驅使許多具文采和頭腦敏銳之士聚集香港，為各報提供寫手，原因之二當然就是言論自由，設若有黨官來審查武俠小說的招式是否合科學，言情小說是否誨淫，社會小說會否醜化政府或公眾人物，那麼作家就無法寫，報紙也沒法辦了。
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穩定。1949年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對港英在香港的施政、管治，絕不干預。這政策由長期負責和關注香港事務的官員執掌，極少由不懂港澳的共幹調任。
1965年七月，我受邀參加一個出版界參訪團。這是對左派機構資深員工的獎勵活動。團員約40人，所有交通食宿費用全由大陸招待。在北京，我們聽了幾個關於國際形勢和港澳關係的報告。我那時的印象是：報告者知識豐富、分析到位、對國際和香港有較深入了解。如果說這是「洗腦」的話，以我當時的見識，是被洗了一次腦。那時作報告的人，絕不是後來一些強詞奪理、自相矛盾的為中共講話的邏輯盲可以比擬。當時負責港澳工作的最高領導者廖承志宴請了參訪團。他講廣東話，語言生動，他說代表搞港澳工作的「呢班友仔」，慰問各位員工，他說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不變的，因為要從香港取得外匯，「有利可圖」，希望大家為了祖國繼續忍受低薪的奉獻。
以當年英國在戰後的國際地位來說，如果中共對香港多所干預，英國人可能索性把香港雙手奉還，無謂背這個沒有什麼利益的包袱了。當然，後來香港人多了，香港在亞洲的地位受到重視，又當別論。據知，在1965年時，中國的外匯仍然有70%從香港取得。因此，無論大陸的施政怎樣多變，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仍然不變，直到1967年。
不僅不變，中共還不斷要求香港左派機構「融入社會」。當時左派流行一個口號，叫「社會化」，要求女員工扮靚，塗口唇膏，穿花衫，要高層主管與同行打麻將交流感情。
新聞界中的《新晚報》可以說執行「社會化」的表表者。它從1950年創刊以來，就依仗報館眾才子的實力，並放手向外邀稿，而暢銷一時。高雄的「石狗公自記」，葉靈鳳的「霜紅室隨筆」，酩酊兵丁的打油詩，「無牌議員」（王兆均）的怪論「橫眉語」，以及在1954年藉社會新聞抄熱的吳陳比武，而推出先梁羽生、後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帶動各報副刊潮流。
左派電影界的長城、鳳凰、新聯，也聯合其他電影同業，不受大陸的左傾思潮干擾，拍出香港人喜聞樂見的賣座電影，擁有一批紅星。
我那時是左報副刊的作者，與《文匯報》副刊的吳羊璧在閒談中，講到想辦一份在媚俗與一本正經之間別樹風格的年輕人刊物，取名《伴侶》，1963年一月一日創刊，定價五角。畫家王鷹是合夥人。我徵求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意見，他表示在印刷發行上予以支持。創刊後一紙風行。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9日）
失敗者回憶錄56：《伴侶》的時代
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
1974年，保釣運動健將、台灣作家郭松棻同他父親郭雪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香港時，我問松棻有什麼需要，他說他爸爸是畫家，想在香港找一個學畫時的老朋友，叫任大漢。我說，我認識一個畫家叫任真漢。郭先生說就是他。於是我聯絡任老，他一聽是郭雪湖，立即趕來。在灣仔帆船酒店見面，兩個老人拉著手，高興得像小朋友見面一樣。
郭雪湖是台灣知名畫家，任真漢原籍廣東花縣，二人分別是1908、1907年出生的同代人。任真漢原名任瑞堯，7歲時隨家人去台灣，在台灣拜畫家蔡雪溪為師習畫，賜號「雪崖」，與郭雪湖是師兄弟。後來去日本習油畫。在台灣和大陸輾轉多年，戰後落腳香港。任真漢幼時因病失聰，但能讀懂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本話的唇語，並能講話回應。他憑自學而擅長寫作，又懂得醫療生理知識。當時在香港難以憑畫畫糊口，於是在報上寫專欄，也是多產作家之一。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以忽庵筆名寫的歷史小說《西太后》和《武則天秘錄》；他用筆名莊綺寫少女的生理問題專欄「女兒經」和「莊綺信箱」，也受歡迎。1963年創刊的《伴侶》半月刊，邀他寫「新女兒經」，許多少女讀者追讀，卻不知道這位莊綺姐姐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
不知道是否因為同郭雪湖重新聚首的關係，任真漢其後又以極大精力投入繪畫生涯，而且還當起裱畫專家。他在1991年去世。去世前兩年，他應邀回到他的畫家生涯起點的臺北大稻埕舉辦個人畫展。畫展名為「聾仙任瑞堯無聲詩畫展」。直到現在，任真漢的畫仍然在繪畫市場有價，藝術成就也得到藝評界肯定。
1963年，我與吳羊璧創辦《伴侶》，主要的寫手開始是靠我們二人，以及畫家王鷹（王綺薇）的插圖配合，其後約稿範圍擴大到舒巷城、陶融（何達）、亦舒以及新崛起的年輕寫作者。讀者對象鎖定少男少女，更以少女為主，因為那個時代香港社會開始有較多的女性就業機會，工廠妹、白領妹、學生妹，愛幻想，嚮往愛情，有感情苦惱，也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純文藝，未必能吸引眾多感情迷濛的少男少女，而較沒有深度或者可以說是「輕浮」的「文藝性」刊物，就是《伴侶》的定位。專欄作家馮鳳三說，音樂有「輕音樂」，那麼《伴侶》也可以稱為「輕文藝」了。
我在《伴侶》寫愛情小說，散文詩，也介紹一些大部頭的世界文學名著的精華，講中外名人情史。用得較多的筆名是「舒樺」。
1966年，在《伴侶》銷路穩定並有微利的基礎上，我們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
《文藝伴侶》刊載了舒巷城的詩與小說、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盧景文畫插圖，亦舒的小說及散文、李英豪的荒誕劇介紹、何達的詩與詩評、柳木下的詩與翻譯等等。更邀得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為有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提供指導。《文藝伴侶》最終無法打開銷路，更因只有我是全職，一個月出三本雜誌也真是吃力，因此只出版了四期便告停刊。
伴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單行本，包括我的小說《當他再來的時候》和《生活的陰影》等，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和小說集《倫敦的八月》，他說這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小說中最喜愛的幾篇」。我們在1964年和1967年又編輯了兩本《香港影星年鑑》，1964年版列名了414位香港演員及其簡歷，1967年版列名的影星就有482人。為當年的影界留下一個記錄。
1967年，左派掀起暴動。新聞、電影、出版的社會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左右分明，中性的文化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羊璧固然要全力在《文匯報》工作，而這時出版界的領導人也向我提出將《伴侶》轉讓給中共直轄的機構「青年樂園」系統經營，我回到上海書局工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幾個創辦人也覺得經營下去不易，於是同意安排。轉讓後，我仍然為《伴侶》寫過一陣稿，大約一年後，接手的人也辦不下去了。
從1963到1967，是我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算是創出成績。《伴侶》雖無疾而終，但那幾年也把我的編輯寫作能力作了很好的磨練。
五六十年過去了，一些舊刊和舊書我也沒有留存下來。不過，近年還遇見兩個記得《伴侶》雜誌的讀友，雖未見面但有信息交往。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原文發佈於2021年9月1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