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孫先生：
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因為，如你們所知，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其實，對它的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無論我在死者活著的時候多麼不贊同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但我相信，他們不少人是想為中國和人民、為真理和正義戰鬥，獻出了生命。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我不能再強調分歧，而應更多地崇敬他們的動機。那些活著的他們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他們於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為不使我的同胞含怨九泉，我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的合理的但當時出於政治利害考慮我不贊成的觀點辯護。我知道，這樣做會加重對我的處罰，唯其如此，才能讓死者安息。因為，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審判長的一封信中，我寫道：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絕不是腦滿腸肥的政治家的空話，而是同胞間血肉相關、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愛以及生者對死者的真誠的懷念——不計利害、功過、恩怨和卑尊的懷念。請二位先生諒解我，因為這肯定給你們的辯護造成不利。
這兩天，我很激動，想了許多問題，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我對曉天講過，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的底層，上流社會看不到的地方，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我腳下這片土地，早就超負荷了。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要考慮老百姓。雖然我只三十二歲，但早已超脫個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決結果，對我來說，是一種良心的解脫和安慰，我又一次問心無愧。當然，想到死者，我還是慚愧的。
在那樣的場合，為我並不該負責的觀點辯護，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共和國的基本原則需要堅定的維護。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機關頭以公民權利為理由把祖國引入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但是，我絕不容許、也不能同意就一般原則而言在共和國重設惡攻罪，否認公民的合法權利。因此，當公訴人以反對領袖為名定我反革命罪時，我憤怒了，不能限於「我不反對領袖」來為自己辯護，而是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進行辯護（當然，反對的理由和方式，不能違法）。
二位先生，當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並不為制度或暫時的缺陷過於擔心，這些可以通過決策或立法在幾天內解決。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平的淪喪。儘管我對人情世故有所估價，但還是為大量證言的內容吃驚。我仍堅守承諾，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感謝你們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不可能在目前的形勢下啟齒的——當我知道這些事實會給他人帶來什麼。我不太看重人物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一種高貴、純正的心靈。在中國，即使知識分子，都太缺少這些了。當政治形勢有壓力時，整整一個職業階層都能不顧或麻木職業良心，這真讓人受不了。特別是法律，這是最神聖、莊嚴的職業，大概僅次於宗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