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認為一無所有的「無家者」即街友，也因疫情失去更多了──因為公共場所關閉，許多無家者得不到食物支援、可以洗澡的地方都關閉、去打臨時工的收入也完全消失。所謂「無家者」不一定睡在街上，沒有家的人也可能住網咖或24小時速食店、要洗澡就去運動中心，吳宗昇說這人口高達數千，在疫情期間都無處可去，流落街頭人口激增。
備受影響的也包括單親家庭，當學校停課、孩子在家要用網路上課，就勢必要有家長待在家照顧。有些單親家長或許還可以把孩子送由親友照顧，但更多是因此被迫辭去工作、在家照顧孩子，收入也成了問題。
疫情之下的台灣不是沒有好的一面，雖然吳宗昇家住醫院旁、三級警戒期間天天可以聽到幾十趟救護車聲、「我住十幾年沒聽過這麼多救護車在跑」，但他也看見台灣迅速應對疫情的各種狀態──政府快速進入三級警戒，關閉公共場所、大量篩檢、居家隔離、提供紓困貸款，人民也自主配合進入「類封城」狀態、盡可能減少外出，至於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萬華，政府與地方社福團體、里長快速動員，很快提出對貧困人口與街友的協助對策。
此外，友好國家支援疫苗或許也是疫情趨緩的關鍵，日本6次支援計420.4萬支AZ疫苗、美國2次支援400萬支莫德納疫苗，在台灣最困難時給予關鍵性的協助，最終結果是疫情於8月底得到較好的控制，台灣也未曾實施過真正的「封城」措施。
疫情得到控制了，但經濟呢？吳宗昇看見的隱憂之一是，台灣有大量臨時工、非正式勞動人口，這些人的狀況難以被國家掌握、不會反應在統計數字上。此外，大量紓困貸款取代一般貸款，可能日後也會轉為對國家的債務，貧窮者也可能開始「以債養債」、過一陣子開始產生還不出錢的大量違約狀況，該如何處理都是問題。
紓困貸款、低利率政策看似幫助多數台灣人度過難關，吳宗昇也提醒，這些狀況會讓台灣的「游資」變得很多、股市與房地產依然維持在高點，如果有資金者透過借貸買房，就會因房市上漲而獲利，「是否會形成富人更富有、貧者更貧困者發展，仍值得觀察……貧富差距在疫情發生時可能透過更細膩的金融體系產生，貧困者將更難翻身。」
有社福制度卻很少人想用 京都市府任職20年的她看見日本大問題
對於疫情造成之衝擊，不只台灣提出紓困與貸款各項方案，深受COVID-19影響的日本亦有各種對策，這過程卻也值得台灣人警惕。曾於京都市役所服務個案超過20年、現任日本佛教大學講師佐藤順子指出，日本對疫情衝擊提出之對策包括：維持就業現況、提出資金周轉對策、協助事業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者、協助生活困頓者、稅制措施（所得稅繳納寬限期）──其中與經濟弱勢者高度相關的便是「協助生活困頓者」，但這政策是「貸款」，就有了各種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