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徐光啟鑑於遼東形勢日趨緊急，上疏請飭當事諸臣，籌備西洋大炮，由西洋人擔任教練。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下旨：「著西洋人留京，任製造教演等事。徐光啟還與總提協商酌行，仍擇京營將官軍士應用，但不得迂緩，多事勸諭。」同年十一月，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兵臨北京城下。朝廷上下在「守城」與「城外紮營」之間猶豫不決，徐光啟堅決主張「守城」，反對「城外紮營」，他說：「昔遼陽之變，臣再遺書諸當事云，城外列營置炮，萬分不可，只憑城用炮，自足拒敵。寧遠之捷，憑城用炮，殲敵萬眾，事可證焉。」皇帝當場採納這一主張。說：「既如是，定於守城，乃令安民廠造西洋炮，從西士法。」徐光啟遵旨，「晝夜練兵，飢渴俱忘，風雨不避，手面皸瘃，提點軍士。二十三日，德勝門外三發大炮，戕敵甚眾。十二月初九日，公奏請造大鳥銃二三千門，用資戰守。二十二日，疏陳訓練造銃四策。不一月，敵兵連遭挫折，公之力居多」。此事可以看作徐光啟把西學用於軍事最為成功的嘗試，也是他最受皇帝賞識的事功。
徐光啟晚年作為禮部尚書最大的事功，毫無疑問是用西學修曆一事。他自始至終強調向西方學習：
……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蓋大統書籍絕少，而西法至為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青於藍、寒於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測，隨時異用，故可為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也。……萬曆間，西洋天學遠臣利瑪竇等尤精其術，四十等年，曾經部復推舉，今其同伴龍華民、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較正訛謬，增補缺略。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久，若以大統書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而功倍矣。
徐光啟在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交往中深刻認識到，西學是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畢得信說：「徐（光啟）所發現的一種治學方法─向上天學習的方法，這一方法正如傳教士們所示範的那樣，這一方法又使他在繼承傳統的道德價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約束規條。『天學』集各種學問之大全，並非孕育於任何人的頭腦，而是奠基於被概括為『天』的整個外在世界之上。同時這些學問不是受制於當局的法令批准，而是服從於每個人自身的查究實證。」徐光啟之所以成為一個科學家，與他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以及對天主教教義的信仰密不可分。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耶穌會士，沒有天主教，就不會有科學家徐光啟。
裴化行在寫到徐光啟受洗時，激情洋溢地說：「就在這時，未來的閣老保祿徐光啟確定不移地歸屬於教會，以後他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光明。中國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絕妙地集於他一身，至今也無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一九三三年為紀念他逝世三百週年用漢語出版的專號，刊載了許多表示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實上，當我們靜觀『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看見他位極人臣而始終保持謙遜平易，在比我們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努力不懈地運用其影響為基督為教會服務的時候』，我們不禁聯想到與他同時代的那個人─英國人文主義最純淨光輝之一，即聖湯瑪斯．摩爾。」他還說：「就是在這種相當混亂的情況下，利瑪竇率人數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後嶄露頭角的是保祿．徐光啟），英勇無畏地繼續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遠東儒教文明之間文化倫理接近起來的工作，其深度、強度和影響，現今的史家才開始予以正確估價。」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