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是眾所矚目之地，應選兩席，政建協會同時有王添灯及蔣渭川參選；基隆只選一席，但光是政建協會就有三人參選，不免形成同志間的競爭。這也可以看出政建協會並非剛性的政團，對其成員並無約制能力。
雖然政建協會內部有提議蔣渭川代表台北市參選省參議員的意見，但因王添灯亦投入選舉，自然形成兩人間的競爭關係，選舉結果，也成為媒體矚目焦點。
四月十五日早上十時四十分，二十六位台北市參議員齊聚中山堂二樓，進行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投票。開票結果，黃朝琴十九票、蔣渭川九票、王添灯八票， 主席游彌堅宣布黃朝琴當選，並聲明再進行第二輪投票。因第二高票的蔣渭川，票數未過半，因此再有第二輪投票，由於蔣渭川與王添灯兩人在第一輪時只差一票，因此「緊張風景滿漲會場」。就《民報》報導：
第二次投票成為蔣渭川與王添灯兩候選人的對壘，緊張風景滿漲會場，眾目注視著投票箱，開票結果，王添灯破捷，越過蔣渭川唯一票，游主任再宣布王添灯當選。
選舉結果由王添灯險贏一票，當選省參議員，蔣渭川則為候補。此次選舉，十七縣市雖十一縣市有政建協會成員參選，但最後只有常務理事李友三、理事王添灯及監事韓石泉當選。
所以戰後第一屆民意代表的選舉結果，政建協會有不少成員進入縣市參議會及省參議會，但其對個別成員的影響力有多大？這樣一股力量，能否在未來的議壇上有所發揮？在諸多議題上，能否達成相互呼應、連動加成的效果？其主導議題發酵的程度，乃至動員群眾的能量如何，都值得觀察。
邀省參議員開懇談會
台灣省參議會即將在五月一日開議，在戰後重新啟動的過程中，雖懷抱希望，卻始終看不到曙光，台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民眾已迫不及待要議員為其發聲。政建協會早有準備，不只因民眾常向他們申訴，也在每有分會成立，每有內部執監會議，所思、所談，人之所以聚集，無不在思考當前的問題，如何反應、如何改善，內容甚至都見諸報紙了。更不用說在二月分趁李文範特使抵台時，已彙整提出台灣應興應革二十一條意見，對政治要怎麼改，已經「研究」的很透徹了！
四月三十日政建協會出面，邀約省參議員在蓬萊閣開懇談會，三十位議員中到林獻堂等十七位。從出席人數，以及呼聲最高的兩位議長人選林獻堂與黃朝琴皆出席，可看出政建協會的影響力。首先由蔣渭川致開會詞，至於其他政治上的建議案，則由政治組長呂伯雄及陳華生負責說明，大家最關切的莫過於台灣體制被特殊化，長官公署制集軍權及行政大權於一身，有如日本時代的台灣總督，甚至連經濟政策都還採行戰時的統制經濟，成為問題之所在。此時憲法制定已排入時程，行憲指日可待，但台灣會不會因跟其他省分的體制不一樣，而被排除在憲法實施之外，是大家最感擔憂的地方。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省參議員，能為消除台灣的特殊化而努力。協會的立場是：「本國與本省要一體化，絕不可有特殊化的存在。本國憲政實現，台灣即可以實現。」 需確保憲法一通過，台灣便可同步實施，這比什麼都重要。
民生方面則建議政府應積極讓工廠復工，以挽救失業，也具體建議中小學校長任用本省人，方能聯絡家長感情。戰後各單位的行政主管，多由外省人出任，光是語言就是一大障礙。另也由於五月一日一開議，將選舉正副議長，此時聽聞官方諸多運作，政建協會亦藉機表達，期待各議員慎重投票，不要被人情左右。
對於各項陳情內容，省參議員黃朝琴對台灣的特殊化體制多所解釋，他是官方屬意的議長人選，幫官方講話的立場相當明顯。最後由林獻堂起立表示：
今天各位這樣關心國家，熱烈發揮愛國的熱情，這樣的諄諄囑咐我們參議員各種應做的工作，使我們無限感激，對于提案我們當儘量提出建議，要知目下台灣行政長官的職權，是好比從前日人的總督，軍政〔總〕辦，可是省參議會卻不能和日人之總督府評議會比擬了，我們當局儘量做去。
林獻堂身為日本統治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直言此時專制體制仍如日本時代一樣箍住台灣，他很務實地沒有給政建協會太多期待，因為連他自己毫無疑問可當選的議長之位，當局都要他讓出來了。但隨著省參議會開議，不管林獻堂是否選擇退居第二線，煙硝味已撲鼻而來。
罷免黃朝琴
開議第一天，重頭戲便是正副議長選舉，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先生，無疑是眾望所歸。沒想到投票前，林獻堂提出臨時動議，站起來跟大家聲明：「我因年歲過大，身體不堪負荷，希望各位別選我擔任議長！」
選舉結果，黃朝琴得最高票二十二票，當選議長，李萬居十六票，當選副議長， 兩人皆為半山。《民報》在五月二日的「熱言」欄點評這次的選舉：議長的選舉，雖有暗中猛烈的策動，但投票人的意志，誰也不得束縛。參議員諸君啊，你們一出手就出了醜，請你們不要忘記背後有千千萬萬的主人在監視著。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當然要反映民意，橫溢著民氣才對。議長當政府代言人，答辯參議員的質詢，這成個什麼樣子？這回的參議會，似有官氣壓倒民氣的傾向，民眾的監視，不許少。
「熱言」專欄的執筆人是陳旺成，他在五月一日的日記中提及：「下午乘車往看正副議長選舉，黃朝琴當選，李萬居當副，獻堂落選，返社一同大〔悲〕憤。」 反映出媒體人對此一過程的氣憤與難過。文中所提「議長當政府代言人」，這個批判不可不謂嚴厲！他直言此次的選舉結果是官方意志壓倒人民意見。而如果黃朝琴的權力是源自於官方的「暗中猛烈策動」，那他還能維持民意機關監督政府的角色嗎？主持議事又可否公正？而當民意與統治者意見對立時，他又站在哪一方呢？
國民政府來台已半年多，各種弊端叢生，人民引頸期盼，都盼議員能夠發揮言責。結果一登場，多數議員便跟統治者妥協，將神聖的一票投給當權者屬意的人選，這樣的議員要如何期待？媒體呼召民眾一起盯緊議會。
於是將議場挪到中山堂的意見鋒起，因現在的議場實在太小了，容納不下旁聽民眾。不少民眾熱切希望到場旁聽，一來幫真正為民喉舌的議員助勢，二來也監督到底誰在當政府的代言人。
至於政建協會對此一事件有何反應？並未看到有任何聲明，因為此時更有資格說話的是台北市參議會，由於黃朝琴是他們投票選出來的，當然也有罷免的權利。
開議第二天中午，台北市參議會邀省議員開懇談會，三十位省參議員及二十六位市參議員全員到齊，議長周延壽表明市參議會所通過的議案，若攸關全省事務，希望省參議員能促其實現。但媒體更關心的是針對開議後的紛爭，市參議員們的態度如何？會中只見政建協會的張晴川、陳屋，另有潘欽信一一起立表達，期許省參議員：「一、勿為招宴而忘記為民喉舌。二、黃議長的態度恐怕被誤解為政府的代言人。三、對范處長的失言須要徹底追究。四、因現在議場狹隘，須即時遷於中山堂。」
這幾點要求，都對準當前的民意，也是媒體關心之所在。散會後，黃朝琴仍不斷跟市參議員解釋說明選舉過程，並聲明自己絕不會做政府的代言人。 黃朝琴是這些市參議員投票選出來的，自然有壓力，因為已經傳出要罷免他的風聲了。
但不斷辯說自己不是政府代言人的黃議長，在議會中的表現究竟如何？陳旺成五月二日日記記載：「葉明勳來訪為記者公會與李萬居事，便乘其汽車到省參議會，適各小組審議中，聞知黃朝琴橫暴，各參議員憤慨聲，受汽車送回，且開講且寫熱言。」
為何參議員如此憤慨？原來是議長黃朝琴在主持議事時，將議員的發言時間限縮為五分鐘，而且針對同一個議案只限發言一次。這顯然違反議事規則，因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是：「對一議案之發言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十分鐘。而若主席允許則不在此限。」
所以議員的發言時間整整被砍掉一半，要交叉質詢也沒有機會。至於法條賦予議長的職權，原本是可以打開更大質詢可能的，時間及次數都可以，但他不只沒有，甚至反過來限縮議員的發言時間及次數。
黃朝琴的作為，引起議場內的鼓譟。議員認為此一決定使他們的發言內容不完整，更嚴重的是，沒有辦法真正質詢官員。可知背後的歷史心緒？誠如郭國基所言，這可是被壓抑了五十一年的聲音啊。
而親自到省參議會瞭解狀況的陳旺成，於「熱言」欄點評：
省參議會第二天開會，議長第一聲就辯明他不是政府的代言人。
黃議長呀！請你牢記此言：不要嘴不透心，務須言行一致。
參議員的發言，每人只限一題，不許超過五分鐘，議長的權威多麼厲害呀！
但市參議員中有幾個硬骨的，不肯接受議長的嚴命⋯⋯
滔滔地一揮長廣舌，「注意、中止」，鈴聲頻響，給人民憶起日人時代文化講演的場景。
「議長橫暴，限制時間就是封鎖言論」，參議員和議長相罵了。
這樣亂七八糟的議場，還成個樣子，這不是在表示對議長的不信任嗎？
可是黃議長的當選，三十票中得了二十二票，這錯誤是大多數的參議員應負責的。
台北市參議員，昨天臨時召集，對於違背人民的黃議長，表示要罷免其省參議員的動向。
黃議長雖有種種的釋明，但其運命全係在他今天對議場的態度。
台灣戰後首次的議事殿堂，媒體及台北市參議員聯手，希望撐開民意機關的言論空間。終於議場也在五月六日搬遷到中山堂，就陳旺成日記所記：「本日起參議會搬到中山堂開會，聽眾多至四、五百名。」 可想像此一民意監督的熱度。
但即便有這麼多張眼睛睜看著，省參議員們真的能為民喉舌，而不是「接受招宴」、幫官方化解壓力？一場「台人奴化說」，掀起更大的風波。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