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協會雖架起「協助政府」的橋梁，但就蔣渭川所述，他們與長官陳儀的溝通是充滿挫折的，要見陳儀見不到，以書面建言也沒有任何回覆，興革意見總是石沉大海。
協會的成立，負載著人民的殷殷期待，求撞無聲下，可有突破點？一九四六年二月中央派特使李文範來台宣慰，這讓民眾協會及島內異議人士看到發聲的契機。
首先是《人民導報》及《民報》，皆刊載了二月七日下午三點半，台北各界將在第一劇場舉辦李文範特使「歡迎會」。
這個「台北各界」是誰？
代表致歡迎詞的是張邦傑、致謝詞的是張晴川，由黃朝琴、陳炘、顏欽賢、蔣渭川等十餘人擔任主席團。 張邦傑是民眾協會的主任委員，張晴川、蔣渭川皆是協會要角，且提供場地的第一劇場，董事長就是張晴川。所以這場歡迎會，或說民意表達大會，背後可看出其實是由民眾協會運作的。而蔣渭川亦在回憶錄中證實，是由協會主催李文範宣慰使的歡迎會。
這一號召，兩千多名群眾參加，也邀市長黃朝琴蒞臨致詞。隔日《民報》報導這場大會中：「參會者陳述疾苦」。
李宣慰使致詞後，有一聽眾登台對李宣慰使呈交陳情書，其演講中，會場頗呈緊張，對宣慰使報告現下生活之窮苦。米價一斤飛漲十三元而買不得之情形，宣慰使由通譯一一聽取。
在這種行禮如儀的會場，能登台的，通常是已安排好的貴賓演講，台下民眾只有鼓掌的份，充其量是演說者若說出人民心聲，便報以如雷掌聲。此次突有民眾登台演講，既然有陳情書，自然是事前便有所準備。主催的民眾協會，應是希望李文範能聽見庶民的心聲，突破民意無法上達的困境。在大官面前上台陳情，應該是首遭，果然「會場頗呈緊張」，而《人民導報》也在隔日的社論中，提及此一「事件」：
在昨天第一劇場的歡迎會上，聽說有一部分到會市民竟對李宣慰使提出米的要求，其情可憫，問題實在是〔米價飆漲〕演變得相當嚴重，我們希望政府速採取有效辦法，防止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個「歡迎會」上的插曲，顯然有效，也讓媒體有機會借題發揮。而這股在台灣壓抑許久的不滿，隔日媒體一一接棒，不管是《民報》或《人民導報》的社論，標題皆為「歡迎李宣慰特使」，不過內容卻都指向政府施政的弊端。《民報》言：
自從國軍進駐後，大批官員，牽親結戚地陸續來了，省政于是開始了。⋯⋯這些官員帶來優越觀念，把省民之自尊心蹂躪踐踏了。在三民主義號召下，日帝國主義之遺味仍然橫行，掛起計畫經濟之招牌，戰時統制辦法，還是繼承存在，把整個已上軌道之台灣，辦得亂七八糟。
《人民導報》則提出兩點意見：一是米價飆漲乃台灣最嚴重之問題，台灣為產米之地，並非無米，卻因商人居奇囤貨及政府糧食政策失靈，演變至一發不可收。二是台灣目前似在僵凍狀態，經濟動脈除官營企業外，民間雖有資本卻無參與機會，市場停滯、不見繁榮，如何活絡民間企業，盼當局慎重考慮。 兩大報都觸及統制經濟，因政府一把抓、與民爭利，造成台灣一灘死水。
內外夾擊之攻略
在民眾協會主催的「歡迎會」後，李文範隔日將於中山堂聽取地方仕紳意見，這原是場閉門座談會，出席者約五十多人，但沒想到民眾聞風而至，開會前已有二千多名群眾聚集在中山堂外，秩序井然地召開臨時市民大會，要將決議事項向李文範陳情。 這麼樣大規模的群眾聚集，想必現場沸騰、民意噪動，李文範既是宣慰使，焉能無視民意，他先是下樓安撫民眾，表示對他們所提的意見將盡力設法，之後才上樓開會。但這樣的表態並沒有讓民眾散去，大家擔心目的無法達成，再上二樓圍著座談會會場旁聽，媒體形容此景是「呈現光復以來未有的熱鬧場面」。 那在民怨及民意表達如此澎湃的時刻，民眾協會的角色又是如何呢？兩千多名民眾到場，或說圍到中山堂來了，且不是散亂無序，而是提出「決議事項」，這當然是組織安排過的。
事實上在長官公署整訓人民團體後，眾抗日團體雖欲重新組織再出發，但卻被一一「整訓」掉，具有政治屬性的團體，只剩下民眾協會了。而三青團內附於國民黨，難有大規模的發聲或發難。至於半山籌組而成的團體，如「憲政協進會」基本上是政府的協力者，多人擔任要職，且至一九四六年八月才陸續運作， 他們更無法針對施政弊病提出批判意見，遑論有「狀告中央」或讓陳儀難堪的舉動。民眾協會做為起自日本時代，即代表台灣人的政治團體，當然身處此次向中央宣慰使陳情及檢討陳儀施政弊端的核心。
據《人民導報》對內部座談會的報導是：「討論問題始終集於食米缺乏，需緊急設法救濟的問題，就中民眾協會張晴川，對民眾的要求，綜合提出討論。」 從此一報導可知，場外民眾決議的各項興革意見，場內則由民眾協會的張晴川接棒。就《民報》所記則是：「張晴川對於市民大會所決議之重要問題，詳細陳述，然後各界代表順次起立吐露建設性之意見。⋯⋯開會中市民陸續上樓，旁聽對米問題將如何處置解決，民眾視線均集中於會場，呈現空前緊張之氣氛。」
幾乎是由民眾協會的張晴川，押著讓議程必須聚焦於場外民眾所提出的意見。如此內外夾擊，外有群眾大會，內有民眾協會代表呼應，群眾並熱呼呼地立於現場旁聽，為的就是要讓李宣慰使當眾承諾，會確實將意見與政府磋商、促其實現。台灣問題之嚴峻，已無法任官員口惠而不實了。
「臨時」市民大會所提出的要求，是對當前問題的診斷與方策，《人民導報》也給出相當篇幅報導。其中米的問題是重中之重，其建議包括：「公家的保糧、軍糧，可能的範圍內，交出分配市民」、「運食糖到省外換取米糧」、「米價要壓低到五元以下」等，也規勸政府「不好欺瞞台胞，要用誠意實施政治，比如台北號要載米穀回來的消息全然撒謊」。
至於政府用人出現嚴重的省籍偏差，高階官員幾乎清一色由外省籍擔任，此時大家呼求：「人才登用的問題，趕緊設法，最好是以台治台。」而政府甫於一月十八日下令解散各人民團體，也希望當局瞭解：「命令人民團體解散，是不合時勢的辦法。」
好不容易找到出口，所有意見傾巢而出。而會場外的市民大會，與會場內的討論，不能說沒有民眾協會運作的痕跡。或者說自日本統治時代以來，曾經引領民意、傳遞民眾心聲的「台灣民眾黨」，在向為政者爭取人民應有的權利時，與民眾是相當有默契的，亦知民氣可用。
今天的形式，這些政治工作者不是站在台前疾呼，也不是站在街頭演講，而是讓民意走在前面，反而像站在第二線扮演協助民意的角色，做為民意的橋梁。如蔣渭川所言：「協會因鑑及國以民為本，所以不得不介在政府與民意的中間為官民聯絡機關。」這雖是自白書的內容，但恐怕也是現實上必須在角色及表現形式上隱諱，因為此刻民眾協會尚未能取得合法立案的資格，尚處於「調查明確後再辦理」的階段，會不會仍如其他政治運動團體般被解散，尚有變數。
柯遠芬「處理」媒體
二月八日兩大報的社論，再加上二千多名群眾以「市民大會」的形式，來到李文範「傾聽民意」的會場外，再由張晴川主導與李文範座談的現場。民眾協會一連串的努力以及媒體助攻，自然引來陳儀政府相當壓力。二月九日晚間，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邀宴台灣仕紳，說是政府與人民需要多溝通，但其實夾帶的是柯遠芬急著想要處理媒體。因此除黃朝琴、陳炘、林熊徵及林呈祿受邀外，另有三大報的負責人《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民報》社長林茂生及《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都被「請」了過來。
柯遠芬身段放軟，希望大家「和洽」建設台灣，表示政府可以與人民時常交換意見、密切聯繫。但事實上，如民眾協會所言，他們從來都是被檔在門外的，否則也不會有這場「狀告李文範」的行動了。
宴席中柯遠芬稱政府關心米荒，擬動用軍用糧食，將米七、八千噸，餅乾八百噸等，以平價賣出，供應人民所需。 這個作法某種程度採納了這一波民意施壓下的意見。宴席間柯遠芬雖擺足了誠意，但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隔日三大報《台灣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都一起刊登了他的文章：〈從復員看現狀〉。
柯遠芬將目前台灣的貧困和不安，歸因於戰爭剛結束，乃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且世界救濟總署警告，全世界今年都遭逢糧荒。所以就他所見，若能由復員來看現狀，米荒不過是個平凡的問題，只是大家不了解世界情勢罷了。
事實上，這篇文章看了只是讓人更加失望，柯遠芬以國際及中國情勢看台灣，認為這沒有什麼，雲淡風清的態度，對比因飢餓而自殺的人民，想必引起民眾更大憤怒。而他不解台灣素有東亞糧倉之譽，是產米、產糖之地，今天之所以缺米、缺糖，乃是政府失策使然。高傲的言論，既無反省，亦無施政方略，只是讓人搖頭三嘆！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