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只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100周年，這個組織過去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是非武裝抗日的代表，其實卻比我們想的還要複雜。
事實上經過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的殘酷鎮壓之後，台灣的漢人不只放棄了武裝抗日，就連抗日兩個字都已經不再堅持。創始之初的中華民國，仍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法理依據向日本索取台灣的主權。
權力差異，讓台灣人跑去日本抗日
如同1919年「三一運動」後的朝鮮人一樣，台灣人認知到既然爭取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不切實際，就應該要想辦法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架構下爭取台灣人的權益。換言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二等公民，與被稱呼為「內地人」的日本人待遇極度不平等。雖然此刻日本本土已經進入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可台灣本土根據1896年頒布的《六三法》，一切大權都被牢牢掌握在總督府手中。
台灣人沒有屬於自己的議會，無法享受和「內地人」相同的民主權力。比如日本人在日本本土被懷疑犯法，被拘留在派出所裡三天內如果找不到證據，就必須要放人。可台灣人如果在台灣本土被懷疑犯法，可以拘留長達29天的時間。而且台灣嫌疑人只要一走出派出所，日本警察「大人」仍可將其重新拘捕，29天的拘留期重新起跳。
過去筆者閱讀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的資料時，時常為一個現象感到非常困惑，那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抗日」份子潛逃日本本土，這難道不是羊入虎口嗎？原來是因為日本本土與台灣的法律差異巨大，台灣人反而在大正民主時代的日本享有比較高的權力，在台灣本島則無時無刻受到總督府壓迫所導致。換言之，所謂非武裝抗日根本就稱不上抗日。
也因為這個緣故，才有台灣首位飛行員謝文達1920年10月17日駕駛「伊藤式惠美五號」飛機在台中練兵廠上空的飛行，激發台灣人爭取平權的政治意識。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謝文達的那次飛行促使了台灣文化協會在一年後的誕生，但是當時的蔣渭水並沒有脫離日本統治的想法，終極目標還是爭取讓台灣人當與「內地人」平等的帝國臣民。
中日本一家
如果蔣渭水的目標，不是要爭取台灣脫離日本，那又為什麼他會多次稱呼中國為「祖國」呢？甚至在110年前辛亥革命爆發時，他還主張「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我們不能夠從抗日戰爭勝利後，尤其是今日統獨對立下的台灣視角去解讀一個世紀前台灣前輩們的思維邏輯，因為或許對他們而言，中國與日本並不是兩個有你無我，相互對立的概念。
謝東漢先生表示，台灣文化協會背後代表的台灣精神，同時涵蓋了日本與中國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背後是儒家文化，中國的民族精神背後則是以文天祥為代表的忠孝節義。所以看在他們眼中，中國與日本背後代表的仍然是系出同源的東亞文明，這與1842年東來的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比起法國人統治的越南人，英國人統治的印度人、緬甸人和馬來人，台灣人自認是相對幸運的。
如果就連孫中山先生本人，都為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軍的日軍感到驕傲，甚至還仰賴日本友人的幫助來推動革命，那麼當年的台灣人對日本產生認同本身不是一件太奇怪的事情。所以台灣文化協會的目標有二，一是推動「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平等地位，此一訴求反應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上，二則是協助祖國走向現代化，於是就有蔣渭水等人對革命的支持。
中國是血緣祖國，日本是精神祖國，如果能將兩者結合起來，對既無法擺脫日本殖民，又難以割捨中國情懷的台灣人而言無疑是最好的安排。我們不能從今天這個大日本帝國被同盟國擊敗76年後的時空環境，去批評當年願意當帝國臣民的台灣人是「漢奸」。畢竟從法律上是日本人，血統上是中國人的台灣人視角出發，統合中日兩國的大亞洲主義就是他們所信仰的民族主義。
在那個時代，主張民族主義還有華夏大一統，甚至於中日大一統都稱不上是抗日的行為。那什麼樣的行為能稱得上是抗日呢？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主張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就是抗日。而在中國仍是弱國的情況下，最直接的抗日手段反應在推動台灣獨立建國之上。隨著台灣文化協會逐漸「向左轉」，進而為受到日本共產黨影響的左派所把持，這個組織還是難以避免的走上抗日的道路。
向左轉的文化協會
無論是日本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在20年代都是共產國際下的日本還有中國支部，而共產國際的終極目標就是瓦解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包括日本的帝國主義。於是主張朝鮮、沖繩以及台灣脫離日本獨立，便成為了日本共產黨人主要的奮鬥使命。深受日本共產黨人山川均思想洗禮的連溫卿，在1927年1月3日奪下台灣文化協會的控制權，爆發了文協內部左右兩派的分裂。
蔣渭水等「右派」人士宣告脫離台灣文化協會，另外組織走民族主義路線的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了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然而左派人士也有光譜之分，山川均屬於日本共產黨人裡的溫和派，主張與中產階級攜手合作推動日本政治的全面民主化。連溫卿受到山川均的影響，較傾向於與右派合作爭取台灣人的權益。
但是另外一位台灣文化協會的左派領袖王敏川，受到鼓吹激進主義的日共領袖福本和夫影響更大，期待能與「右傾機會主義者」來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隨後又有1928年4月15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借的成立。包括謝雪紅、楊克煌、林木順與蘇新等更激進的共產主義者返回台灣，掌握住台灣文化協會的控制權。
王敏川在這些具有日共或者中共背景下的台共成員幫助下，趕走了走溫和路線的連溫卿，將台灣文化協會的目標從原本的爭取自治改為爭取獨立。因為台灣共產黨的立黨宗旨，就是成立與日本互不隸屬的台灣共和國，而台灣文化協會既然被台共掌握住了大權，就不可避免的要成為一個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台灣獨立團體。
台灣獨立的主張，自然是踩到了日本人的政治大忌，於是台灣總督府先發制人，派出專門對付共產主義者的特別高等警察將參加台灣農民組合，還有台灣文化協會等運動的台灣共產黨員一網打盡。謝雪紅在1931年6月26日的落網，標誌著台灣共產黨運動的瓦解，而此時此刻的台灣文化協會領導幹部也都身兼台灣共產黨的領袖，也只能跟著台灣共產黨一起瓦解。
祖國派與國際派的爭鬥
雖然蔣渭水名義上是「右派」，並且也因為不滿左派對台灣文化協會的掌控而脫離了台灣文化協會，另外組織台灣民眾黨，可實際上他的「右」跟連溫卿的「左」一樣不可靠。原來本身中華意識強烈的蔣渭水，就以「台灣的孫中山」自居，在得知孫中山先生在大陸實施聯俄容共政策後，也開始深受扶助工農的左派思想吸引。
再加上台灣總督府對議會設置打壓不餘遺力，始終不願意把「本島人」視為與「內地人」平等的同胞看待，於是讓他對體制內改革路線大失所望，慢慢走上與殖民當局分道揚鑣的道路。不過與台灣共產黨等左派人士不同，蔣渭水的祖國情節仍然強烈，不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而是希望台灣最終能重新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
這也是為什麼由蔣渭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先後使用的兩面黨旗都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影子的原因，尤其第一面黨旗更是直接採用「上青下紅中央白日」黨的設計。日本殖民政府最害怕的，就是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看到台灣民眾黨採用與中國國民黨一樣白日搭配12道光芒的設計，自然是給予更激烈的打壓，迫使蔣渭水又設計第二面黨旗。
第二面黨旗放棄了白日搭配12道光芒的圖案，卻直接採用更接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樣式，只是將中間的白日改由3顆白色星星取而代之。3顆星星分別代表「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廢社會之缺陷」等台灣民眾黨的3大綱領。為了不要給台灣總督府鐵腕鎮壓的藉口，台灣民眾黨沒有台灣回歸祖國的公開主張。
不過整體而言，台灣的抗日鬥爭路線從台灣文化協會爆發左右分裂開始，就成為了祖國派與國際派之間的內部鬥爭。「祖國派」希望在爭取台灣脫離日本之後回歸中國，國際派則主張台灣脫離日本後獨立建國。理論上來講，蔣渭水的路線更偏向大陸的中國國民黨，可實際上蔣渭水已經左傾，和宣佈清黨之後的蔣中正雖然同樣姓蔣，卻早就不再是同路人。
台灣民眾黨的終結
就如同中國共產黨，後來出來了一個本土派領袖毛澤東，把以博古還有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通通鬥倒一樣，蔣渭水本身與台灣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一樣都是左派，只是在左的同時他還強調民族認同。換言之，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共產黨的路線之爭，我們其實同樣可以視之為中共本土派與國際派路線之爭的濃縮版。蔣渭水走的，其實就是台灣左派領袖的毛澤東路線而已。
然而蔣渭水與毛澤東的最大差異，在於他沒有軍隊，還有與他共同退出文化協會，一起組織台灣民眾黨的大老們通通都是地主仕紳。換言之，以林獻堂、蔡培火為代表的台灣民眾黨黨內同志們，不只一點都不「左」，而且還一個比一個的右。他們只是想在日本天皇允許的範圍內，推廣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及中華傳統文化，可不敢公然與日本帝國為敵。
更何況包括台灣農民組合在內的工農運動，要革的可不只是台灣總督的命而已，還要把這些地主仕紳一網打盡。蔣渭水可能不會變成第二個毛澤東，卻可能成為第二個連溫卿，於是林獻堂等人又宣布脫離台灣民眾黨，另外成立以推動體制內改革為目標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緊接著，台灣民眾黨又在台灣總督府一紙《結社禁止命令》下，於1931年2月18日被迫宣告解散。
當時正在主持第4次全體黨員大會的蔣渭水，還有他手下的16名幹部立即遭到警察逮捕，他們雖然都在隔日獲得釋放，但蔣渭水卻就此一蹶不振，於同年8月5日病逝。昭和時代的來臨，代表的是大正民主時代的結束，在連日本人的言行都開始遭到嚴厲管控，台灣人或者朝鮮人發聲的機會更是渺茫。尤其是在蔣渭水去世的一個月後，中國與日本更是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進入戰爭狀態。
雖然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也沒有明確的把中國視為敵人，但是台灣人以祖國稱呼中國的言行，可是隨時會給自己引來麻煩的。比如林獻堂，就因為在1936年訪問上海時以祖國稱呼了中華民國，回到台灣後在台中公園遭到日本浪人賣間善兵衛打巴掌。台灣人就此認知到自己的命運無法由自己改變，只好全面擁抱自己大日本帝國皇民的身分了。
文協一百年的沈思
成立於1921年10月17日的台灣文化協會，雖然最終遭到台灣總督府的無情鎮壓而瓦解，卻仍在台灣歷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這個組織的存在，代表著噍吧哖事件結束後，台灣人對自身國族地位的摸索，希望能夠在精神祖國日本和血緣祖國中國之間取得一個微妙的平衡。這樣的平衡，在大正民主時代是被允許存在的，不過等進入昭和時代之後就立刻成為軍國主義者討伐的首要目標。
日本戰敗之後，他們雖然擺脫了精神祖國，回歸了血緣祖國的懷抱，卻又因為對共產主義乃至於追求民族大一統的信仰念念不忘，最終成為國民政府打壓的對象。台灣文化協會碩果僅存的元老們，不是如謝雪紅一般逃往大陸，如李友邦一般被槍斃，如蔣碧玉一般被捕下獄，就是如連溫卿一樣接受了中華民國政府的招安，從此台灣失去了左派的聲音。
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固然是到此結束了，不過台灣文化協會對這片土地的影響卻是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散去，尤其台灣的政壇更是如此。是該回歸「祖國」追求統一，還是另立國家追求「獨立」，這個當年蔣渭水與謝雪紅的路線之爭仍是今日台灣政壇朝野對立的焦點所在。雖然蔣渭水講的統一跟謝雪紅講的獨立，或許和今天台灣人認知的統一和獨立已經南轅北轍。
不過無論是要統一還是獨立又談何容易？民進黨的法理台獨路線，始終遭到美國反對，又缺乏強大的武裝去與中共抗衡，只能夠退而求其次，在法理上延續中華民國框架的情況下追求實質獨立。至於中國國民黨，則是沒有能力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同樣只能退而求其次的維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政治框架。
與100年前不變的是，無論台灣人多麼努力想改變自身的命運，都沒有辦法以自身之力逆轉時代的潮流。唯一的選擇，似乎是在國際局勢出現重大改變之前努力的把自身做好，才能爭取到最有利台灣人的發展。這是當年台灣文化協會所沒有做到，當今台灣人政治精英與民眾所應該努力去爭取的。而由柯文哲創建的台灣民眾黨，也提醒著我們台灣文化協會摸索台灣人命運的任務尚未中斷。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