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學者陳蕓娟的父親便是當年山東流亡學生。她在2019年前台北一場座談會提到，小時候父母十分好客，家裏常會有叔叔伯伯老鄉來訪：「因為山東人嗓門很大，可能高談闊論講說哪裏什麼吃東西……可是一旦講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就變得很小聲……後來寫論文我才知道，這一段是伯伯們不願意提起，他們都認為隔牆有耳，很怕講了之後要承擔什麼不好的後果。」
但她強調，在研究這段歷史悲劇時，她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來警惕自己先遠離意識形態的窠臼，詳實記述歷史的重要。
平路也說，或許蔣介石當時是多麼地恐懼，譬如包含親信或親信的秘書都有「匪諜」，他因此草木皆兵，要堅壁清野，寧願錯殺一千人也不能漏掉一個他認為有害的人。
「所幸，我們已經走過了那個時代，」平路說。
也因為家庭與政治保持距離，1949年路家遷到台灣之後遠離了政治鬥爭。
平路自台灣大學畢業後移居美東，之後出自於急切關注台灣社會變遷，以及許多友人身陷美麗島等政治黑牢時，開始以筆寫作小說及評論台灣時事，最後搬回台灣。
1990年代起，她擔任當時台灣菁英報紙《中國時報》的主筆之一，並在各處發表專欄，成為台灣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
近年來她繼續書寫台灣歷史，以小說筆法演繹台灣在荷蘭殖民時期，數百年前島上原住民與西方殖民者的交會，隱喻台灣斑駁的歷史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