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山專欄：應向丹麥學習超高加值能力 不是超短工時

最近，勞動部在實施《勞動基準法》30年的檢討修正案中，正準備全盤接受社會民粹及激進「勞團」高壓訴求，在最近期內強力推出，新的勞動市場價格與數量之更強力剛性條規法制；此一法令變革的最動人訴求，就是：「丹麥可以，臺灣當然也可以」。

要求基本工資向上增高 法定工時向下減縮

今天，被臺灣偽善濫情又理盲的社會民粹及激進「勞團」所極力「鋪天蓋地」抗爭索求的，一是「基本工資(最低工資)」的大幅度向上增高，一是「法定工時」的大幅度向下減縮，包括強制一律周休二日。此二變革之共通政策意涵，無非就是防制「血汗企業的剝削」、「超長工作時間的過勞死」與「臺灣勞工貶值」等極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老梗主張。

在臺灣，法定「基本工資」之基準，早已就被高度暴力傾向的社會運動所強壓，逼得必得年年審議、年年調動升高，到達「市場平均工資」的75%水準；惟依ILO調查，此一比例的全球平均值不過42%。另一方面，在法定工時之基準，則既從過往舊制的48小時，迭次降為40小時，但在目前所正積極醞釀施壓政府，必須更進一步再向下壓縮，最好是能夠壓到向法國每週35小時水準完全看齊的地步。(祇可惜，法國大左派社會主義的歐蘭德政府，已於2014年12月初，正式放寬法定工時上限為48小時，恐怕今後將再也難以資為例舉比照的訴求了！)

丹麥冠軍的OECD「良善生活指數」排名

今天，臺灣社會民粹所積極追求「工時再向下縮短」的論述，最有力也最重要的依準理據，似乎就是來自於先進國家俱樂部OECD(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每兩年發布一次的32個會員國「良善生活指數」排名報告，特別是其中，有關「工時」比較的「工作與生活均衡(WLB)」一項指數，丹麥高列OECD會員國家排名的首位，最讓人欽羡。

根據OECD報告，丹麥勞動者每年平均工作1,546小時，遠低於OECD平均值1,765小時；在丹麥，每周工時超過50小時的人，僅占2%，遠低於OECD平均值9%；正因為投入工作的時間較短，使得丹麥勞動者平均每天可以花16.1小時於日常生活休閒（包括社交、興趣、遊戲等），也高於OECD平均值15小時。然則，工時雖短，丹麥的國家競爭力依然名列世界前茅。

於是，丹麥尤其成為當今臺灣社會民粹及激進「勞團」最希望能夠「見賢思齊」，乃至能夠被「一夕複製成功」的頭號「追摩典範」模型。

工時太長 會降低國民幸福感？

在OECD報告的「工作與生活均衡」評比中，排名墊底的是土耳其，有4成3的土耳其人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排名倒數第二的為墨西哥，南韓則排名在倒數第三。韓國勞動者一年工作2,090小時，遠高於OECD平均值；由於工時長，每天用於生活與休閒平均14.6小時，低於OECD平均值；儘管韓國人這麼拚，但競爭力卻仍然落後於北歐國家。而依我國勞動部統計，最近10年來，臺灣勞動者每一年工作時間，都超過2,100小時，比起南韓勞動者，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才讓社會民粹認為，臺灣人的工時這麼長，但近年「悶」經濟嚴重，競爭力也不如北歐國家，似乎也該「縮短工時」「增加生活與休閒時間」才對。

至少OECD報告也指出了，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是當今社會的共同挑戰：想多生孩子的夫妻，往往為了工作打消念頭；想生很多孩子的夫妻，卻無力負擔。國民一旦無法取得「工作與生活平衡」，就會降低幸福感，影響國家穩健發展。

「縮短法定工時」不是社會福祉

到底縮短法定工時，是不是真的就是「國家的大幸福」、「勞工的大福祉」？

歐洲國家在1965 - 1995年歐洲「福利國家」政策期間的所採行的「法定工時」，固然與一般美國經濟制度的亞洲國家比較，相對較短；而且隨之其後，更曾經有過越來越發縮短的舉措現象，但是其背後所存有的一個極其核心關鍵理由，是歐洲社會的薪給制度，一直長期採行「時薪制」，根本就與亞洲遍行的「包月制」或美國「年薪制」之間，存在極大的經濟體制差異。

採「時薪制」作為計算薪酬基準，將「法定工時」予以「視時勢之不同」而時有拉長或時有縮短，其最主要決策準據，端看各該階段，國家社會的勞動市場供需情勢作為取決；1965 - 1995年歐洲「福利國家政策」期間之縮短工時，乃因為各該國家「失業率偏高」或「勞動供給過剩」或「勞動需求趨於收縮」，以致冀望採用「縮短工時方式」，以擠出更多工作機會，好讓沒有工作機會者來「共享」。

倘若臺灣也改採時薪制或周薪制‧‧‧‧

倘若在臺灣，從今天起也棄置「包月式薪給制」而改採歐美通行的「時薪制」或美國特有的「周薪制」，則可以積極推定，至少會產生兩個極其重大的效應：一是，對於「法定工時」的增減與多寡之變動，所產生的損害(成本)與得利(衍生之財務利益)，對勞雇雙方都是等量均同之時，就應該不會像今天一樣，輒見有勞方或雇方之再繼續無限上綱，頻頻要求上下調整改變「法定工時」基線標準了；二是，依「時薪制」的工資酬勞機制，在亞洲國家社會就不再會有所謂「非典型工作」型態之爭議發生了；在歐洲，除了十年之前法國單獨存在的「剛性終生雇用法制」框限之下，(沙科吉總統期間已予廢除)，乃有所謂「非典型工作」之爭議；否則「計時工」與「派遣工」都是今天歐美社會的常態典型，哪有類似今天臺灣社運抗爭的「非典型工作」存廢爭議？

丹麥重精機海產業的高「勞動」生產力

以目前臺灣人最為欽羨的丹麥為例。丹麥也曾經是，一個農漁經濟社會國家，但在1945年二戰之後，大力擴展「現代工業化」，洎自2006年以來，其重高工業占GDP比重，已然高達25%，農漁業祇占2%不到，與臺灣相去不遠；但其國家經濟總生產規模，實則祇達臺灣一半，然而平均每人GDP，高達45,000美元，則是臺灣的2.1倍強。

丹麥的「工時少、薪資待遇高」主要來自於「勞動生產力高」；而其「勞動生產力高」，則是建立在「知識密集創新」以及「特色經濟附加價值率極高」的基礎之上，此與「臺灣的勞動生產力」乃是建立在「機械工具自動化」及「資本密集度高」的情況，是迥然不同的。再者，丹麥工業部門的基本構成，與其他絕大多數北歐區域「小國寡民」諸國的情形，極其相像，其主力產業都是輪機、重電機、精密精機、風力渦輪機組、引擎製造、高級幫浦機組、高端製藥、專業重型船舶製造、海運服務，工業(製造業)專業服務業等類項之產業，其國際產業經濟吸引力及全球競爭力，都是極其「專業獨到」的高附加價值之產業產品服務類項，洵非包括臺灣在內的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所能夠競相膚淺比擬的。

應多追摩丹麥超高附加價值力

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後，欠缺北歐西歐諸國優秀條件的歐南國家，特別是歐豬五國，就在這種「特色附加價值率」不足的前提下，紛紛落馬受創，無以繼續維持既往1965- 1995年代的福利國家條件地位，當然祇好減縮其福利水準，改變其「高勞動保護主義」措施；甚至連極力標榜是福利國家政策典範的法國歐蘭德政府，都不能不在2014年12月初，也跟隨俄羅斯普京步伐之後，將「法定工時」從剛性限縮的每周35小時，放寬為48小時，並將「彈性工時」的可彈性期間，從六個月延長到一整年。

歐洲社會的最新近發展，完全與今天臺灣社會民粹與激進「勞團」強逼勞動部必須「再縮短工時」、「再限縮彈性工時為一週以內」、「再嚴限非典型工作之份額比率」的作法，是截然180度大不相同的。

「體制運作生產力」絕對優於「個體勞動生產力」

大家千萬不能忘記的是，臺灣66年經濟發展歷程，能夠「從無到有」之奇蹟躍升，其實完全是建立在1950-70年代的「勤儉」「奮勉」「積極創新」「認真努力」工作而取得的。

當我們今天亟想參考借鏡於丹麥的「幸福國度」，也能夠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成功複製」，則除了絕對不能忽略丹麥人也是非常勤儉奮勉、積極創新的，同時更應該進一步深思審度，丹麥的「高所得、高待遇」社會生活水準是倚賴高經濟產出來維繫的，惟其丹麥有了特出的國家產業經濟政策、策略性應用科技發展政策抉擇，所長時期創造出特出的「經濟社會體制結構性的」超高附加價值力，才足以維繫整個國家社會「低工時、高薪資」的永續發展；這才是超越丹麥人「個體勞動生產力」限度的「體制運作生產力」之國家級「絕對優勢」所在，也才是最值得作為今天臺灣人在既有個體秉性條件之上，資為未來「國家體制再造」之整體升級轉型的最重要依循。

臺灣勤儉奮勉工作價值觀 不可廢棄

然則，在臺灣今天的主政當局，竟然祇是想要藉由單一修正改造《勞動基準法》的工資、工時之剛性規範，來追趕丹麥典範，卻又早已非常偏執地，一劈頭就領先將臺灣人最起碼既有的「勤儉」「奮勉」「積極創新」「認真努力」之可競爭優勢基礎，都予以全盤破壞毀棄，這種「瞎子摸象式」的解讀丹麥典範，祇因浮面看到「工時工資事項」的表象，就胡亂移殖照抄照作，強制剛性立法，是否妥適？的確是值得主政當局與社會有知者，再退一步，多加慎思。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