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物種迫害本土環境生態的問題日趨嚴重，政府在防治外來物種的管理機制傾向以「金錢誘補收購」作為誘因。考量外來入侵種造成環境衝擊，導致本土物種面臨滅亡，甚至還造成跨領域的破壞(如農業問題)，若一眛以金錢為誘因作為移除外來種的政策，可能淪為政策失靈，且無法達到實質上的防治效益。若不以金錢收購的方式為誘因，而由市場供需或自然淘汰的原理作為防治策略，是否較具效益？以防治綠獵蜥為例，2017年9月，嘉義縣政府撥款97萬做為收購綠獵蜥的防治費用，開放人民補抓，每捕一隻可領150元，結果開放收購當日，前六人就把錢領光光了。本文試圖以三星鄉有機行健村防治福壽螺的案例，提出防治建議，或許，或許可作為日後防治外來入侵種的策略。
福壽螺造成的損失
福壽螺大約是在1979年傳入臺灣，因繁殖力強，生長迅速，當時引進是被認為有用可圖並作為飲食之用，但後來缺發現口感不如本省田螺好，不合消費者口味，開始出現棄養的狀況，造成流入溝渠、池塘、稻田或水生作物田。根據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的「從外來種引入對生態上的影響」刊物中發現，福壽螺每年危害10,500公頃的農田，成為水中經濟作物的頭號有害動物。此外更有2004年的研究論文指出，福壽螺對台灣農業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損失約為51億元。
運用社區草根的發起人為號召
宜蘭三星鄉的有機行健村是一個由當地人發起的有機生產農場，2009年一位張美女士在當地發起號召，在當地逐戶推廣有機農業，2010年正式成立「宜蘭縣行健有機農場生產合作社」，從原本11個老農，9公頃；增為現在28個農夫，47公頃。2011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透過張美女士的介紹，找了願意種植茭白筍並做魚茭池的農友，第一年試種後發現效果不錯。第二年，再加入的農友也在花蓮改良場的協助下嘗試栽種。每年一收的茭白筍，年年栽培，產價也隨著共生池的稀有特性而逐年升高，產價可達每台斤150元。
行健村利用「魚茭共生」的方式防治福壽螺，農友在茭白筍田裡養殖青魚，利用肉食性的青魚吃螺類，解決有機茭白筍田裡不能使用藥劑防治福壽螺的困擾，此舉不僅讓福壽螺被清得一乾二淨，而養殖的青魚也變成桌上的菜餚。此種共生的機制增加有機栽種以外的其他經濟效益。
近年來，社區營造或社區自助的觀念逐漸導入社區管理中，透過群體的力量，利用社群及利害關係人理念經營社區的概念盛行，眾多研究及學者就提出，人性之投機取巧損人利己的傾向，易造成資源濫用及不付出成本而享搭便車(free-rider)行為；因此，透過小單位的治理行動，是最能夠有效控制及節制資源取用者的行動。國內有些研究學者更提出，若能夠利用市場、社區網絡等多重治理機制的方式執行保育工作，會比用純粹收購的方式更具效益。
有些環境保護的倡議研究更提出，利用社群性誘因的方式讓社區居民自動參與公共事物，有參與的人在地區中無形會讓沒有參與的人有人際關係上的壓力與責難，因此最後也會選擇主動加入或遵守集體行動。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這樣的理論，並成功的證明社區的治理比政府的介入更有效益。我國防治或移除外來種的規劃傾向以金錢收購為誘因，但政府預算往往有限，不可能每年都有充裕的財務預算作為誘補的誘因。或許試圖改變治理方向，朝社區治理方式，以在地草根性的人物的號召，建構一套屬於具有當地特色的治理經驗，可能無形中也可帶動社區的活化，或者日後也可成為活化觀光的特性。
本文試圖以社區治理為理論概念，認為防治外來物種的考量若能透過社區的力量，在社區之中，由具有影響力的人發起，而後再透過教育，由政府適當的提出政策誘因，或藉由科技、新知識的傳遞，進而改變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以行健村的經驗，運用自然共生方式防治福壽螺，再衍生出新型態的休閒觀光產業。這種重新建構出的耕作技術成為另一種帶動觀光產業的契機，同時也降低了福壽螺對環境及水稻田的傷害。
以金錢為誘因的市場失靈
政府一向習慣以金錢作為誘因，誘使民眾以補抓方式投入移除外來物種的參與工作，這種控制市場失靈的矯正政策往往無法達到成效。部分研究顯示，某種內在的社會價值一旦以市場交易的關係運行，極可能讓原本存在的社會規範崩塌。較有名的研究是1970年代的Titmuss比較英、美兩國的血液供給制度，而後此研究的論點也在2008年被經濟學家Carl Mellstrom 和Magnus Johannesson驗證。
以功利為出發的誘因容易勾起人們的欲望，降低道德感，讓原本良善的風俗習慣因有目地性的誘因而失靈。環境保護的議題牽涉到人類行為中的道德層面，原本應該需要運用道德規範約束人們對環境的濫觴行為，一旦以市場金錢的交易為控管機制，極有可能造成市場失靈。
以台中市政府農業局為例，根據該局的業務報告資料，2017年收購福壽螺63公斤，花費118萬元，每公斤達18730元。比較該區去年第二期農業局收購的數量8800多公斤，花費13萬7000多元，顯然2017年的費用高出許多；防治的預算經費亦被質疑有弊端。這種利用收購方式作為移除外來物種的作法，造成了利益分配不當的結果，也影響人們以金錢衡量要不要投入環境或愛護環境的動機。
行健村有機經驗的反思
行健村的有機栽種先是以小型的方式透過社區居民的觀念漫延影響。初期先由張美女士的號召，一戶接一戶的「推廣」農友接受有機摘培，之後，花蓮農改場介入並輔導農友運用多元共生的自然機制移除水稻田的福壽螺，期初只有一位農友加入，到現在，也讓其他農友在沒有補助金的狀況下繼續投入栽培。2016年，「魚茭共生池」收成的茭白筍每公斤可賣出150元的價格，另外養殖的魚也變成桌上的料理。這種滿足農友在栽植水稻以外的收入，漸漸的達到一定的效果。魚茭池也開放民眾觀察及體驗，除了提供農產品以外的收入，也滿足了環境教育的意義理念。
融合各部會的網絡治理與社群管理作政策思考
建議我國的防治或移除外來物種政策，除了加強各部會網絡的治理之外，亦可參考學者Elinor Ostrom等人提出的以社群治理維護資源的永續性，制度誘因及永續發展，以阻止生態系統在資源管理上的潰敗。防治外來種的政策，若一昧以金錢作為誘因，會達到資源潰敗的狀況。若能透過社區，找到在地的關鍵人，利用草根人物在社區中深耕力量，並藉重其影響力，達到社區參與的效果。本文想利用此概念引導出以社區為基礎的資源管理作為治理工具以防治外來物種。
再者，學者Titmuss提出的理論，利用道德規範自我約束的內在層面壓力，以「別人做，如果我不做」，就會有道德上的自我譴責壓力作為控管的約束力量。以福壽螺為例，其生長地多在鄉村的水田或水溝旁，以臺灣地域而言，農村多在鄉下，農村生活較倚賴社區的結構，由社區發起的影響力，較易動員參與者，也可產生參不參與的規範力。不以市場的金錢交易作為控管與治理機制，而以道德規範防篤人類對環境的濫觴。
當前社會問題皆有「人」與「非人」的元素，在做防治政策或各項政策的治理，能否以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及多重網絡概念的精神看待？讓科學、科技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發輝效應。且治理的政策涉及各部會與各地方部門，單一垂直的清除與防治外來種政策，往往無法達到治本的效益，防治不僅有政府與政府，還有政府與民間的網絡關係，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為出發點作思考，而是應有全面宏觀的思想規劃防治政策。
行健村的「魚茭共生」概念，催生的不僅只是在農產值上提供農民多元經濟效益，更也進一步的讓我們思考，在這座「池」（島）生存的我們，如何達到真正多元與共生的意義。當人們開始思考並嘗試解決物種與物種間的生存問題，共生的意義才能顯現，且也才能在這個過程中解放。
＊作者為政治大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