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００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依照競選政見，成立總統府跨黨派兩岸小組，討論兩岸關係，希望做成決議，供總統作為處理兩岸關係之跨黨派共識。小組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任召集人。
我向來關切兩岸互動，在八十五年寫作「台灣跨世紀建設論」一書中，即曾專章探討兩岸關係，並且向國人提出「只要能夠確保台灣的獨立自主，為了兩岸和平，希望同胞不要反對兩岸之間的某種連結」。
我認為兩岸現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硬要統而為一，不切實際。可是兩岸之間，大小懸殊，如果一直敵對，是台灣子子孫孫永遠的悲哀，因此不妨以不脫離大中華家族為要領，在兩國之上新設一個架構，以做為如兄如弟、互利互惠、共存共榮之根本。換句話，對兩岸關係，我已有一定見解。
先是李遠哲院長來電請我擔任小組委員。又過不久，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先生親自送來了載明任期兩年的總統府聘書。
跨黨派小組於八十九年九月一日開議。開到第五次會議，同仁推我擔任「一中問題專案小組」召集人，第七次會議上，幾經折衝，通過了我主稿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後，同仁認為可告一段落而中止運作。
跨黨派小組中止運作後，李遠哲院長開始找我一起見了陳水扁總統很多次，討論兩岸關係。有時陳總統單獨找我。不管兩人見面或三人見面，我都誠摯的發言。八十九年十一月底某日，陳總統找我去總統府與他吃午飯，告訴我他想在跨世紀的除夕談話中公表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請我依據我先前向他表白的見解協助寫演講稿。
兩岸和平發展是我對解決兩岸問題的重大主張，也是我一生之中著力最深的政治見解，有必要在這裡更詳細記述，以向人民和歷史負責。
我是一個台灣主義者。我深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前半生一直處於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之下和中共併吞威脅之下的我，用了三十年時間去苦思解決兩岸糾葛、同時達成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法治的台灣的方略。
由於歷史的發展推進，台灣自一九四九年起以中華民國的國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嚴重對立；由於國際霸權的運作，台灣成為美國長時間的保護國；由於與中國大陸有不可割離的歷史、文化、血緣牽連，台灣內部一直有統獨爭論。
然則，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台灣內部以及美中兩國，卻又各有愛惡：
─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人，其實也擔心萬一中共武力相向；
─主張台灣應該與中國統一的人，其實並不真正喜歡專制高壓的中共政權；
─中共雖然聲言統一，其實自己知道一時並無過海佔領的軍事經濟實力；
─美國雖然採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因為在台灣擁有巨大利益，所以雖然希望兩岸對話以避免衝突，但並不希望兩岸真正談出統一的結果。
統一或獨立都是相當激情的事體，都足以讓信仰者生死以之。可是上述百般弔詭的局面卻必須仰賴更大的智慧，方足以找到超越性的方略。
面對以上所述百般弔詭的局面，邏輯的必然思考方向就變成：有沒有一種方略足以讓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認定已得到獨立又能不擔心中共武力相向；讓主張統一的人認為未見割裂，且不必擔心生活在專制高壓之下；讓中共認為已然貫徹了民族主義所以不必引發戰爭；讓美國覺得不減損她的國家利益又能維持世界均勢？
更重要的是，在滿足了各方需求之後，台灣必須能夠永遠安穩的存在，台灣人民能夠從此進入太平盛世。
如前文所記述，早在民國六十年，美國國務院邀請本人訪美。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邀請有一個精心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被邀人日後變成親美派，可是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認定美國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並不高貴，也非立國之道。
至於中國，情感上遠在天邊，血緣、地緣卻近在眼前。我常常跟周圍的朋友說：台灣人從北到南，蓋了二萬多間廟，除了八里的廖添丁廟和嘉義的水牛廟，其餘拜的神都是「外省人」。這樣子的血緣、地緣關係，即使是最強烈的台灣主義者，也無可否認。
在我的血液裏，還有更深一層的質素？我長時間以來強烈反戰，甚至於對拿百姓的血汗錢向外高價購買武器都會生出極端反感。我不忍「田園潦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我對運去一百船紡織品卻換不回一架戰機，心中會生出很多不滿。
我的「兩岸和平發展論」於是便在這種對整體弔詭局面的認知下、在一己強烈反戰的思維下、在有效追求台灣自立自主長治久安的要求下，逐漸浮現出輪廓。
質言之：「兩岸和平發展論」就是台灣不可不堅持主權獨立；基於實質利害考量，台灣應以不脫離以華語圈為定義的大中華家族來追求與中國和睦相處；一旦與中國建立和睦關係，那麼台灣也就可以在美、中等距關係安排下得到均勢保障。
就具體步驟而言，台灣應該不斷展現和平心意，並且經由文化經貿交流，與中共逐步累積善意和條件，最終互商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架構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機制以終結爭執，走向共存共榮的新局。
各方讀友也許想要問我一個問題：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
中共當然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建議。尤其在中共擁有核武，太空事業發展有成，且已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
可是，我認為，中共不會輕易接受，並非意謂我們不能堅持。
在世界二百個國家中，台灣的國家綜合實力排行在前頭二十分之一。台灣必須周旋中共，是因為彼此近在咫尺，不是因為台灣沒有自立自主的條件。
進一步說，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價值其實禁不起嚴格深入的檢驗。在中國歷史上，統一其實意謂者腐化高壓和文明靜止的開始。中國歷史上朝氣蓬勃、百花齊放的燦爛景象都是出現在多元政權並存的時代。坐在京城裏的皇帝，他們受了三流歷史觀的影響，腦子裡只想者「擴大版圖」和「丟掉版圖」的簡單事體。
更進一步說，中國的版圖其實也是有時擴大，有時縮小。現在獨立建國的外蒙古、越南、寮國、緬甸、南北韓，其實也都曾經是中國的版圖。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後，中共中央曾經在軍報上專文支持台灣獨立；要「解放台灣」是以後才出現的政策。
我沒有能力預見一百年或兩百年以後的事情；如就可預見的未來三、五十年而言，強行武力統一絕對是兩岸人民的災難。
我把這樣的見解，初次寫在民國八十五年出版的「台灣跨世紀建設論」上。當時曾提出「統合」二字，可惜這個名詞後來被惡用、惡解。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府跨黨派小組第七次會議通過了我主稿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這個重要文件，全文如下：
跨黨派小組認為：
一、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
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民主體制，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
三、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
基於以上認知，跨黨派小組建議總統：
一、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
二、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
三、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
四、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這「三個認知、四個建議」與「兩岸和平發展論」是相同的一個思想內涵。
二００四年選舉時，陳水扁總統提出選後將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政見。選舉後，也曾經召開過一次會商，到會的有正副總統、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此外還有李遠哲、張忠謀、陳博志和本人。後來沒有下文。
民國一０三年五月，施明德、洪奇昌、陳明通、程建人、焦仁和、蘇起、張五岳七位先生聯名發表「處理兩岸關係五原則」，主張「兩岸分治、大中華整合」。論者或謂新見解，其實，我知道他們之中，多人早就成竹在胸。
這就不禁讓我感慨，理性佔上鋒的時候，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的兩岸觀其實大同小異，可是從事政治爭奪的時候，便見南轅北轍。
容我坦白說一句話：蔣介石總統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創始人？蔣經國總統當年高倡「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強化者？
我不知道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與李登輝的「兩國論」以及陳水扁的「一邊一國」真實差異何在？如果各方都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為主軸，誠不知相互之間還有多少值得爭吵的內涵？
我不自己定位為政客，我以辦報為專業，所以把兩岸見解誠實表白後，自認責任已了。這就是為什麼除了民國九十三年曾在中國時報發表「中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一文，以及民國九十八年在新著「論台灣及台灣人」一書上把我的兩岸見解再說一次外，不曾對推廣落實此一見解生死以之的原因。
人世間萬事變幻很快。一如我當年在國是會議一槌敲定總統民選後，二十年來因為總統民選產生很多不良後遺症，令我不禁心虛一般，這個「兩岸和平發展論」，近六年來由於中共節節進逼，同樣使本人內心感到不安。
馬政府上台後兩岸和解有如雲霄飛車，速度之快令人驚奇。馬政府以兩岸和平發展作為主要政績，可是中共在倡言兩岸和平發展的同時，卻如入無人之境，甚且公開倡言「入島、入戶、入心」。從來不諱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北京當局，按著既定步調，步步進逼，而我方顯然招架乏力。
面對這種發展，洞察國際大勢的新加坡李光耀在新著「李光耀看天下」一書中斷言：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的生存和中共開戰，因此雖然中共不急於統一，但依目前情勢發展下去，統一是歷史必然的結局。
我讀台灣歷史，看一大群前賢為台灣獨立生存所做的奮鬥和犧牲，可歌可泣，心中常翻騰不已。可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和國內政治社會結構已生巨大變化，令人思考台灣前途，掌握台灣命運面對的是遠較往昔更為錯綜複雜的內在和外在環境。本人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堅持「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但提出的奮鬥要領迴異。
可是兩岸和平發展如果對方以最終統一為目的，那麼我方就必須萬般審慎以對。也正因此，本人除了呼籲台灣同胞團結奮鬥堅定追求兩岸分立外，也願意無比虛心的接受同胞的批評和指教。
＊作者為前監察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