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基地」（Al Qaeda）在美國發動自殺式恐怖襲擊，劫持民航客機撞擊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廈，導致近三千人死亡，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到一個月，美國開始空襲阿富汗，試圖推翻包庇基地組織的神學士政權，從此開啟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從「911」後美國的反恐行動中看到契機，尋求改善原本緊張的雙邊關係，得以爭取到「關鍵的十年」迅速提升國力，成長為有能力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新興超級大國。而與此同時，美國深陷反恐泥潭，耗費了巨大資源，客觀上放鬆了對中國崛起的警惕，疏於對中國戰略圍堵。美國總統拜登不久前的講話或許是對這一「此消彼長」做了最痛徹的詮釋。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拜登總統在發表全國講話時說，「在這場競爭中，中國和俄羅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陷入另一個十年。」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認為，美國將大量外交、情報和軍事資源用於反恐；而來自中國的實質威脅在2009年至2010年間開始呈現。「但我認為，在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方面，美國的反應很慢。部分原因是由於聚焦反恐，但美國也確實低估了北京的野心和能力。」
「機遇之門」
世貿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到襲擊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晚便致電布希總統，向美國和遇難者家屬表示同情，並譴責「所有恐怖主義暴力行動」。分析認為， 這一舉動並非一時衝動，背後是嚴謹的戰略判斷，因為北京很可能已經意識到，一道機遇之門倏然打開。
就在幾個月前，美中關係還因海南島撞機事件陷入僵局。4月1日，一架美國海軍偵察機在南海上空執行任務，中國解放軍派戰鬥機攔截，其中一架與美機碰撞並墜毀，雙方就責任歸屬爭執不下。憤怒的布希在4月底放出狠話稱，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此話一出，震驚各界，兩國頓時劍拔弩張。
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並非單一事件造成。早在1991年，波灣戰爭爆發就讓中國意識到有必要建設一支現代化軍隊，以抵禦美國可能帶來的威脅；1995年和1996年兩次台海危機，以及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遭到美軍轟炸，都讓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在這種背景下，布希在2000年競選期間批評上屆柯林頓政府對中國過於軟弱。他還稱中國並非「戰略夥伴」，而是「戰略競爭者」。
甫一上任布希總統就批准了一項5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這是自十年前老布希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以來最大規模的軍售。除此之外，小布希政府還批評中國「不斷攻擊」宗教自由。他還於2001年5月在白宮會見了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觸碰了北京的敏感神經。
這一系列舉動表明，在當年的時空裏，白宮的一些鷹派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利益發生衝突。不過，他們尚未與同行就如何圍堵中國達成廣泛共識，「911」恐怖襲擊就迫使美國將對外政治重心轉移到別處，包括在反恐方面爭取北京的支持。
從高層互訪到民間交流，美中雙方在「911」事件後半年中頻繁往來，兩國關係似乎迎來了建交以來的「新春天」。
「911」事件發生後僅僅一個月，美國民眾還沒從悲痛與恐懼中走出來，布希總統就出訪中國，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此時，布希總統不再將中國稱為「戰略競爭者」，而表示將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
幾個月後，布希總統再次訪問中國，與江澤民主席就雙邊、區域和全球性問題進行廣泛討論。次年，胡錦濤副主席和江澤民相繼訪問美國，就反恐、人權、飛彈防禦等問題與美方高層對話。
美中外長級別的磋商也定期舉行。「911」事件發生後不到半年，兩國就同意在經濟、貿易、能源、科技、預防愛滋病等多個領域展開合作。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在911事件後投書《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期刊指出，「911」事件帶給美國的改變是，美國在界定與中國相關的利益時更加專注和有原則。他寫道：「在與北京打交道的過程中，華府很快學會了少而精的道理，並且用國家安全這一濾鏡審視輕重緩急。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從未有過的政治原則。」
因此有了「911」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態度的一些轉變。這對於中國來說也是一種機遇，蘭普頓說，「北京的精英們看到了改善關係的機會，但得以改善的程度是十多年來從未見過的。」
短暫的中美合作
「911」事件後，在緊迫的國家安全威脅面前，美國呼籲世界各國在反恐問題上與其合作。
2001年，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上支持美國推翻神學士政權。北京後來還與華府分享有關恐怖主義網路的情報，並在邊境地區與美國合作阻斷恐怖主義團體的資金。
儘管有質疑聲認為，中國可能借助反恐加強對新疆少數民族的鎮壓，但在「911」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年，美國便宣佈將新疆維吾爾族武裝分子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許多研究新疆的美國學者當時反對這一做法，他們認為，該組織中的一些成員是恐怖主義者，但並非整個組織都是。
葛來儀2002年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利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的一篇文章中指出，「911」恐怖襲擊和布希總統隨後發出的結盟打擊恐怖分子的呼籲，為北京和華府提供了「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再沒有過的有限度的安全合作新框架」。
她還說，國際社會對反恐的關注為北京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其打擊新疆吾爾族激進獨立運動的行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同時，反恐運動還使中國提升了「負責任的國際參與者」的形象。
葛來儀近日在BBC中文的訪問中指出，美中關係的積極轉向實際從「911」襲擊之前就開始了，「911」事件為兩國進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機。她說，「海南島撞機事件讓兩國政府認識到了對抗的負面後果和風險。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2001年7月底訪問北京標誌著兩國關係的轉折。而江澤民在襲擊事件發生後立即給美國打電話，使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
美國認為兩國有共同利益，保持與中國接觸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決策，讓美國受益。不過葛來儀認為，美國的反恐需要以及後續的美中合作對這一總體評估「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關鍵的十年」
「911」事件後的幾年裏，美國將反恐視為外交政策的重頭戲，發動中東和南亞兩場戰爭，花費巨大。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僅2010年至2012年期間，美國一度有超過10萬名士兵駐紮在阿富汗，這期間的戰爭成本增長到每年近1000億美元。根據美國國防部統計，從2001年10月到2019年9月，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支出總額達到7780億美元。除此之外，還有2300多名美軍士兵在戰爭中死亡，2萬多名受傷。
卡塔爾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Qatar）外交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阿納托爾・列文（Anatol Lieven）曾發文稱，美國的政策重心和巨大資源被轉移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以及國土安全上，而且，軍事開支主要用於陸軍和反叛亂，而不是海軍和空軍——這些部隊本可以在沿海地區挑戰中國。
有分析認為，美國在反恐上的投入使其客觀上放鬆了對中國崛起的警惕，放慢了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而中國則抓住了這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利用較為穩定的國際環境來自我壯大，實現了令人驚嘆的經濟騰飛和軍事建設。
列文教授將「911」後的十年稱為中國「關鍵的十年」，與美國的反恐相比，中國在這段時間裏集中於自我發展。他因此稱，「全球反恐戰爭的顯著勝利者似乎是中國。」
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全球化的大門隨之打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按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中國GDP從2001年的4.7兆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23兆美元。美中貿易逆差也在中國「入世」後持續增大，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01年的830億美元飆升至2018年的4192億美元。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會在10年左右超越美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也使其有能力改變全球經濟格局。2013年，中國推出建立旨在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意圖鏈接整個亞洲大陸和中東、非洲和歐洲的經濟建設。同時，一些亞洲國家與中國的貿易緊密掛鉤，不得不謹慎考慮與美國開展重大安全活動可能帶來的後果；它們逐漸意識到，國家的經濟前景深受中國政治決策的影響。
與此同時，隨著國力的上升，中國軍事擴張愈加明顯。根據美國國防部定期發佈的中國軍事力量報告書，2001年，中國在台灣對面部署了350枚短程彈道飛彈。到了2018年，中國已有長中短各式彈道飛彈2000枚左右。中國還追求「世界上最活躍的陸基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巡弋飛彈）項目」，從2010年至今，中國共進行了五次陸基中段反飛彈試驗，該試驗旨在遏制核子大國對中國進行核子打擊。
合作迷思？
時間一晃過了20年，中國成了美國的「頭號敵人」。美國政要內部有成共識，要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反觀過去，美中之間在「911」事件後出現的短暫互動及反恐合作並沒有減緩兩國在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深層矛盾。並且，兩國在台灣、人權等方面的分歧依然尖銳，如今衝突還擴大到貿易、軍事、科技等多個領域，令不少專家驚呼「新冷戰」到來。
美國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接受BBC中文的訪問時說，美中兩國在「911」事件後的態度轉變只是表象，彼此之間的矛盾長久存在。
金德芳引述媒體報導稱，911事件發生時，有一批中國學者在美國參與國務院管轄下的重要交流項目「國際領袖人才參訪計劃」（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他們在看到雙子塔倒塌時歡呼雀躍。「你覺得這留下了什麼印象？」她反問。
「連對中國極其寬容的國務院都立即決定把他們送回去了」，金德芳說。
不僅在美國，在中國的一些民眾也在紐約世貿大廈倒塌後鼓掌歡呼。當年中國人的反美情緒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兩國注定不會僅僅因為短暫的反恐合作而消除對彼此的猜忌。
金德芳還說，中國擔心，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只是個幌子，用來掩蓋「將觸角伸向世界各地」的真實意圖。「（中國的）軍事增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對抗美國所謂的『擴張的觸角』。」
如今，美中在反恐方面的共同利益也明顯減少。2020年10月，美國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從國際恐怖組織中除名，稱十多年來沒有該組織存在的可信證據。北京表示強烈抗議。
金德芳認為，將「東伊運」除名的事件也表明， 「911」事件後美中的密切互動不過是「短時間的姿態，是無力的，並不表示會持久下去」。
錯失良機？
受訪專家認為，20年後的美中力量轉變並非由反恐這一單一原因造成。越來越多美國學者開始反思，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講，美國自己也犯下一個歷史錯誤。
金德芳說，反恐與遏制中國「並非只能二選一」，美國同時在做這兩件事，只不過遏制中國的力度始終不夠。
她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華府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在融入了經濟全球化之後，終將變成一個政治自由的國家；這種認識的主要原因「不在於（華府）將焦點轉移到了反恐，而是中國當時看起來不是什麼大問題。」
金德芳指出，從2010年開始，即習近平上任之前的兩年，中國才變得更加具有威脅；也正是從那時開始，美國開始將更多精力投入應對中國。
她舉例說，當年發生的兩件事說明了中國在宣示自己的實力。在南中國海議題上，中國首次宣佈南海主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並在下半年頻繁演習，包括首次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練。同年9月，在中日兩國擁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中國的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部的船隻相撞。中國政府罕見地數次傳召日本駐華大使，嚴辭宣示主權。
再將時間往前推兩年，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國際形象大幅提升。幾乎同一時間，全球金融危機浮現，美國經濟損失嚴重，而中國受到的影響不大，令不少中國觀察人士歡呼，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戰勝了西方的「利伯維爾場」經濟模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與日俱增，領導人也愈加自信。
「我們低估了中國。我們原以為中國可以和我們合作，」金德芳說。
那麼美國是不是失去了應對中國的最好時機？金德芳表示贊同，她認為從老布希時代就應該意識到中國崛起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越來越多美國學者和政界人士有同樣的反思。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剛出版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說，中國從90年代起就開始實施一項自主發展、削弱美國勢力並逐漸取代美國領導地位的「大戰略」。這與金德芳所說的老布希時代是吻合的。
此觀點一齣，引發熱烈討論。一些前美國政界人士，包括柯林頓時期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都開始對當初堅定認為的中國是「開放而可塑的」觀點進行重新審視。
「911」事件拉開了美國全球反恐的序幕，期間美中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20年後的今天，當成百上千絶望的阿富汗人在首都機場追趕一架即將起飛的美國空軍運輸機，有人甚至拼命攀上飛機以致從高空墜落，這一畫面傳遍世界，印證了美軍從阿富汗撤出的狼狽。著名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直言，這反映出 「美國時代的終結提早到來了」。
金德芳也認為美國在阿富汗撤軍中受到了羞辱，但她認為，這並不表示美國時代的終結。 「美國在1975年從西貢撤軍時，有人說了同樣的話，但美國時代並沒有終結」。
「中國現在可能太過樂觀，而在大國博弈中，你永遠無法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