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於 7 月逮捕了兩名男子，因為他們在臉書群組發文呼籲抵制親北京的電視頻道及其廣告商。 另外，香港警方下令將一個流亡維權團體的網站在全球下線，儘管只是短暫的下線，但隨後於6月在香港封鎖了該網站，因為該網站主張民主。 根據8月份出臺的新法律，香港人可能因在互連網上「褻瀆」中國國旗或國徽而面臨最高五年的監禁。
這些只是過去三個月的幾個例子，說明自北京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國安法）以來，香港的互連網自由在一年中是如何急劇下降。 作為近期鎮壓行動的一部分，許多法律被援引，但嚴厲的國安法——作為對2019年民主抗議運動的直接回應——標誌著香港向更嚴格控制數位空間的更廣泛轉變的轉折點。
現在，另一個清算時刻即將到來。 12 月 19 日，政府將舉行拖延已久的立法會選舉——這是自北京下令對選舉制度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以來，在國安法下進行的第一次重大投票。 在新制度下，所有候選人都必須經過國家安全警察和政府指定機構的篩選程序，直選議席的席位從立法會的一半減少到不到四分之一。 親民主反對派陣營也遭到一系列驅逐和起訴的破壞，許多潛在候選人被監禁或流放。 與此同時，香港以前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和媒體行業在過去一年也面臨著類似的無情打壓，隨著用戶刪除可能被視為非法的社交媒體發文，網上自我審查也有所增加。
如果這次香港政治和公民空間的徹底改革預示著即將發生的事情，那麼 12 月的選舉很可能會引發新的異議爆發，甚至對香港的人權施加更多限制。
預期數位選舉干擾
即將到來的大部分角逐將在網上進行，自由之家已經確定了四種主要的數位干擾形式，需要在選舉日之前註意。 雖然許多（這類干擾形式）在中國大陸封閉的環境中很常見，但直到最近它們在香港才為人所知。 問題在於，領頭的私營公司是否會通過捍衛還剩有一些的香港傳統上自由開放的互連網，來幫助避免這波新的鎮壓浪潮。
首先，一些線上活動被捕的風險很高，例如關於選舉的批判性討論或分享公民不服從策略。 網上活動被捕在香港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進展；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網民對因網路言論而面臨更嚴重的法律後果只能屈從。 但是，根據殖民時代的煽動叛亂法和國安法，香港人因網路言論被捕和起訴的人數急劇上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被判無期徒刑。 一項新的選舉法將煽動某人破壞選票或將選票留空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政府正在計劃立法懲罰「假新聞」，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因網路言論所致的進一步逮捕和監禁。
其次，政府批評者可能成為網路攻擊的目標。 自 2019 年以來，此類活動愈演愈烈，兩起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重大襲擊攻擊了抗議者使用的 Telegram 和 LIHKG 平台。 在 12 月選舉之前，針對候選人、民主支持者、記者、數位媒體網站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網路攻擊可能會擾亂競選活動、有關選舉的獨立訊息的交流以及抗議活動的動員。
第三，新聞媒體、民間社會網站和社交媒體平台有可能因承載呼籲抗議、支持反對派候選人、籌集私人資金或批評選舉過程以及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內容而被封鎖。 在國安法的授權下，香港警方越來越多地命令互連網服務提供商封鎖網站，自 2021 年 1 月以來，已有六個網站被暫時或永久封鎖。雖說在防火牆後面的大陸用戶在沒有虛擬專用網絡 (VPN) 的情況下被限制訪問數千個網站，香港更廣泛的網站封鎖趨勢將等同於互連網自由的嚴重下降。
第四，選舉可能會向個人、媒體組織和科技公司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刪除線上內容。 6 月，警方以國安法相關指控逮捕了蘋果日報的高級員工。 結果，該報被迫關閉並刪除了其所有線上內容，而數位媒體《立場新聞》出於對類似起訴的恐懼，也刪除了其所有線上評論文章。 今年夏天，香港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網站》刪除了其所有英文推特發文和YouTube 和臉書上所有超過一年的節目。 7 月，政府對《個人資料（隱私）條例》進行了修訂，允許隱私專員下令刪除在線內容，如果海外科技公司不遵守刪除要求則可逮捕這些公司的員工。 該法案草案遭到了行業機構的反對，但預計將在選舉日之前投票成為法律。
私營行業應對鎮壓的必要性
香港鎮壓的速度和規模令人震驚，需要民主世界做出協調一致的反應。 各國政府應公開反對香港和中國的逮捕和鎮壓性立法，並通過對侵犯人權者的多邊制裁和對民間社會、獨立媒體和流亡社區的切實支持來支持他們的聲明。
但私有企業——尤其是科技公司——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他們應該抵制侵犯用戶權利的國家要求，包括拒絕類似要求：要求提交用戶數據，要求對受國際人權標准保護的內容或者刪除、封鎖，或者進行審查。 政府要求的完全透明，無論公司是否遵守，都會暴露國家的鎮壓行為，並為問責鋪平道路。
科技公司應調整內部資源，為數位選舉干擾的潛在衝擊做好準備。 社交媒體平台應推出安全功能，以保護用戶免受國家資助的駭客攻擊，並提高員工快速響應事件的能力，包括帳戶接管和虛假訊息或騷擾報告。 VPN 提供商可以增加資源以逃避網站上的封鎖。 網站託管提供商可以為面臨國家支持的網路攻擊的獨立媒體和民間社會團體擴展分佈式拒絕服務 (DDoS) 緩解服務。 公司還應通過主動與從事數位權利和安全工作的民間社會團體接洽並為其提供支持，來幫助保護用戶的隱私和安全——並提高他們自己的準備工作。
各行各業的公司都可能因支持數位權利或對執行中國個人或實體實施制裁而面臨北京方面的影響，尤其是在 6 月份通過旨在反制外國製裁的中國法律之後。 但他們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保護長期以來使香港成為充滿活力和可靠的利潤和機會來源的各種自由，符合商界的根本利益。 活躍在香港的國際企業應對其業務進行透明的盡職調查，以避免成為侵犯人權的同謀。 私營部門還應更多地利用其對中國和香港政府的影響力，阻止任何侵犯言論自由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事實上，中國大陸之前的例子表明，與外國政府的壓力相比，這種遊說可能更有效地帶來讓步。
這些選舉不會是反民主政權線上乾預的第一次或最後一次。 然而，在香港，私有公司可以有所作為，科技公司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機會向世界展示，他們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並致力於捍衛所有用戶的人權。
代安玲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資深研究員。伊莎貝爾·林澤是自由之家科技還民主問題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