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的難點在於，勞動力的收入水平在過去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後，可能正迎來瓶頸期。由於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相對資本，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多年有一個井噴式的增長，但現在這種增長趨於飽和，未來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個緩慢過程。再從二次分配看，過去5年，由於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硬性政治任務，中國政府將過量的財力投入到精准扶貧，已經提前透支了財力，這也影響今後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習近平學習薄熙來？
就此來看，當局似乎只有三次分配這條路還可走。而且越在這個時候，政治人物為達某個政治目的，越會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關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當年薄熙來在重慶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頭對准民營企業家，剝奪他們的財產，用以改善民生，收買民心（其實「打黑「的錢只是少量用於民生）。習近平現在會不會也像薄熙來那樣，用某種強制或暗示的手法，讓民營企業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贈的名義，將他們的財富或財富的一部分拿出來獻給政府？從一些企業積極響應當局的行動中，似乎看到了這個苗頭。
因為對習而言，如果得罪富人能夠贏得廣大窮人的支持，在政治上就是合算的。盡管中共領導干部實際上是與富人打成一片的，但中共名義上是以工農為階級基礎的黨，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他們，而非富人，故在政治上，黨不能不做出依靠工農的姿態。何況，在中國特殊的政經結構和一黨體制下，無須政府號令，企業和富人就會嗅到政治信號，從而不敢不配合和響應當局。
不過，拋開習是否強迫資本為共富買單不論，若要成為良心資本和企業家，此時確有必要回饋社會。先不說中國的多數富豪，在資本壯大過程中多少有些不干淨，和美歐的富人比，中國富人群體的整體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錢的富人人數，據說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國調節財富分配的機制缺失。中國沒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具有的財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單單一個房地產稅，說了多少年，到現在還出不來。這固然和中國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以及不完善有關，然而，上述稅種的缺失，也加大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在這個意義上，一些企業和富人為共同富裕捐款，實際可以看作他們在補繳財產稅。
在共富問題上，眼下輿論聚焦於習近平對資本的宣戰，但這一議題應該還只處於倡議階段，連規劃都談不上。若要實實在在推進下去，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分配結構均要發生較大改變，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而目前尚看不到這種變化。不過，有一點似可肯定，這決非習的突發奇想，很可能它是中共又一個貫穿第二個百年的重大工程。但過程一長難免就會出現各種意外，特別是考慮中美的對抗和內外環境。所以，中共的共同富裕必然會面臨巨大挑戰，它能否走得通，不取決於習的意願和資本是否配合，而是地緣環境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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