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色體檢驗著重於Y染色體的檢查，同樣是試著「揪出」假冒的男性，但醫學界後來又發現，染色體也未必能一錘定音，因為人體運作複雜，帶有XY染色體的身體未必會發育成男性，帶有XX染色體的也可能長成男性身體。於是在1996年，國際賽事又廢除了強制性染色體檢測，僅在少數案例上改為檢查睪酮濃度。
在今年東京奧運會場上，紐西蘭舉重國家隊5位選手中，87公斤級女選手哈伯德（Laurel Hubbard）是史上第一位跨性別選手。她在2013年正式成為跨性別者之前，也曾經是男子舉重選手。這一點讓許多人大為不滿，認為即使哈伯德體內的性激素已和正常女性相同，她過往累積的肌肉和體能也具有更大優勢。
若這一點令人不滿，那問題在於，何以同樣享有睪酮的好處，賽曼雅與其他DSD女選手就不能參賽呢？
Laurel Hubbard is set to make history at #Tokyo2020 after becoming the first transgender sportsperson to be picked to compete at an Olympics https://t.co/rgDjp170sL
— Sky News (@SkyNews) July 22, 2021
DSD的爭議也與經濟不平等有關，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HRW）指出，在平均較富裕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國家醫療比較發達，DSD較容易在年幼時就檢查出來，但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在醫療水準偏低之下，很難提供選手同等的環境。因此我們會發現，絕大多數捲入性別爭議的選手都來自非洲、印度等國家。而WA甚至大言不慚地說，睪酮濃度規定給了這些選手「及早診斷、及早治療」的機會，對他們不啻為好事。
在睪酮濃度似乎成了體育組織篩選的最優解時，最令人詬病的是，IAAF似乎也是「選擇性」採納科學結果。它所提出最有力的證據，是一篇由該組織健康與科學部門負責人貝蒙（Stéphane Bermon）領銜的研究：他確實發現高睪酮女選手在 400 公尺、400 公尺跨欄、800 公尺、鉛球和撐竿跳五項運動中，享有優勢的程度分別達 2.73%，2.78%、1.78%、4.53%和 2.94%。
但奇怪的是，IAAF卻沒有強制要求鉛球與撐竿跳選手需檢驗睪酮濃度，反而把研究中並沒有提到的1500公尺項目加了進去——這些全部都是賽曼雅的長項，這甚至引起質疑，種種限制是否針對她而創造。
「他們對待我就像白老鼠」
這條2018新規定的影響遠遠不止賽曼雅一人。
在2016年奧運，銀牌得主（蒲隆地的妮雍沙巴，Francine Niyonsaba）與銅牌得主（肯亞的萬布伊，Margaret Wambui）後來也都被驗出睪酮含量過高，代表800公尺項目中跑得最快的三名女子，都無法參加東京奧運2020。
在東京奧運，同樣被禁賽的，還有納米比亞的18歲小將姆波瑪（Christine Mboma）和瑪西林吉（Beatrice Masilingi）。她們都被告知必須吃下大量荷爾蒙藥物降低激素才能繼續參賽，兩人都誓言對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