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一種在檔案或訪談中較少提及的現象，但在任何時代的饑荒中都會存在，那就是性交易。為了獲得食物和更好的工作，有些女人選擇用性來交換，與那些能為其提供安全感的男人保持不合法的性關係。
這種行為大多是偷偷進行的，但地下性交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成都的一個教養所即關押了100多名妓女和不良少女，其中有十幾人是重操舊業——她們在1949年前就從事此類工作，四九年後妓院被政府取締，妓女們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再教育」，但這些人拒絕自我改造，綽號「老媽媽」的王慶芝還介紹其她女性入行。一些新入行的女性會與男性小偷結成團夥，到全國各地遊蕩，足跡遍及西安、北京和天津。個別人独來獨往，甚至把掙來的錢交給父母，而父母對其收入來源則故意視而不見。
人口販子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回內蒙
上文提到，有些農村婦女逃荒到城裡後，也會以身體來換取食物，這種做法很自然會導致重婚的發生。為了嫁給城裡的男人，許多女人會謊報年齡或隱瞞婚史。有些女孩只有15、16歲，遠低於法定結婚年齡，還有些人已經結婚，但為了生存選擇重婚。有人為了重婚打算拋棄自己的孩子，有人則結婚沒幾天又返回農村的家裡。
在農村更為普遍的現象是以婚姻為幌子進行交易。1960年大饑荒最嚴重時，河北有個村莊婚禮的數量翻了七倍。新娘大多來自赤貧地區，有些年僅16歲。她們結婚時要求男方為其家人和親戚購買衣服、食物和其它物品，有些人婚後不久便離家出走，還有六、七個將娘家的其她女性成員介紹給丈夫，導致其重婚。
販賣婦女的案件也很多。例如，來自內蒙古的人販子分散在全國各地，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回內蒙，其中大多數來自災情嚴重的甘肅，也有些來自山東，有些是已婚婦女，有些是寡婦，有些則是未成年的孩子。受害者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包括學生、教師，甚至幹部，絕大多數是被強迫的，有些人甚至被轉手多次。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僅在內蒙的6個村莊就發現了45名被拐賣的婦女。
婦女總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許多人受盡羞辱，身心疲憊，還常常被男人拋棄，而最讓她們痛心的時刻，莫過於不得不決定如何分配微薄的口糧。在大饑荒剛開始的時候，家裡的糧食首先要滿足男人的需要，這不僅緣於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還因為在集體化的制度下，婦女掙的工分比男人少，即使沒有饑荒，女性分得的糧食也少於男性。
饑荒到來後，似乎整個家庭的生存最終取決於男性外出覓食的能力，因此男性的生存更加被置於女性之上。但隨著災情的加重，許多男人選擇外出務工，女人在家不得不獨自面對嗷嗷待哺的孩子。許多人無法忍受孩子的哭鬧，更難以決定如何分配稀缺的食物。一位叫劉溪流的母親與自己的孩子相依為命，她因生病無法上工，被公社扣了6天的口糧。最終，她實在饑餓難當，便把孩子的口糧吃了，孩子很快就餓得痛哭流涕，劉溪流無法忍受這樣的煎熬，吞下燒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巨大的折磨大多緣於性別歧視
大饑荒中的女性，不得不忍受情感上的苦惱和肉體上的痛苦，以及心理上的自卑和羞辱，這種巨大的折磨大多緣於性別歧視。不過，歷史研究表明，在許多貧窮的父權制社會中，婦女的死亡率並不比男性高多少，而在孟加拉的大饑荒中，男性的死亡率甚至超過了女性，以致歷史學家麥卡爾平（Michelle Burge McAlpin）提出「女性耐受饑餓的能力可能超過男性」。
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提到，當生存面臨困難時，女性通常更擅長尋找辦法，要麼到野外覓食，要麼尋找替代食品，或到黑市上交易，因此女性並非是饑荒中最脆弱的群體。與她們相比，受傷害更深的是孩子和老人。
＊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套書∕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