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的目標之一是把女性從父權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卻把女性置於更惡劣的境地。在「大躍進」之前，儘管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盡一致，但總體來說，北方大部分地區的女性很少下地幹活，而南方也只有窮人家的婦女才會和男人一起參加戶外勞動。
除了承擔家務外，女性（有時包括兒童）通常還從事副業生產（如製作手工藝品等），以補貼家用。有時候，全村的婦女都會為當地市場生產某種特定產品，如紙傘、布鞋、絲帽、籐椅、籃子和柳條袋等等，生產場所就在家裡，所以很安全。即使在較偏僻的村莊，婦女們傳統上也會在家裡織布、紡紗和刺繡，做出的東西既可以給家人用，也可以拿出去賣錢。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這些從未耕過田的婦女被組織起來，每天在軍號聲中起床，然後排著隊下田，從事犁地、播種、翻土和除草等體力勞動。然而，無論她們如何辛勤勞作，工資總是掙得比男人低，因為在當時實行的工分制度下，只有強壯的男人才能達到最高標準，女性則受到系統性的歧視。
來月經請假必須脫下褲子接受檢查
不僅如此，婦女在參加體力勞動的同時，還不得不照顧家庭，無論是縫補衣服還是撫養小孩，國家都幫不上忙，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些新成立的幼兒園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因此早在饑荒開始前，農村的女性就已被繁重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而當越來越多的男人進城務工後，許多婦女更要肩負起照料老人和小孩的雙重責任。
在一個必須以體力勞動換取食物的社會裡，婦女總是處於弱勢地位，經常受到饑餓的威脅。無論是在大煉鋼鐵的熔爐邊、還是田間地頭或工廠車間，唯一的目標就是追求更高的產量，而婦女的月經妨礙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因此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生理缺陷。一夜之間，中國人對月經的傳統禁忌似乎一掃而光，即使經期的婦女也必須參加勞動，否則就會受到扣除工分的懲罰，一些男性幹部還趁機羞辱女性。
例如，湖南成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徐英傑規定，來月經請假必須脫下褲子接受檢查，不願忍受羞辱的婦女只有堅持工作，許多人不得不忍受劇烈的疼痛，有些還患上婦科疾病，甚至有幾人因此死亡。孕婦也不得不工作，而且一直要堅持到臨產之前，許多人還受到種種懲罰。在四川的一個地區，有24名孕婦在被迫下田勞動後流產。一位名叫陳遠明的婦女據理力爭，其襠部遭到幹部猛踢，落下終身殘疾。
一旦遇上心狠手辣的幹部，女性的下場會更悲慘。在湖南城東人民公社，未參加勞動的孕婦被迫脫掉衣服，在寒冷的冬天到戶外砸冰。同樣是在冬天，廣東清遠有數百名沒有棉衣的農民被逼著上工，孕婦和帶著小孩的婦女也不例外，有人膽敢抗議就分不到食物。
在廣州郊外的番禺，懷有七個月身孕的杜金好因為無力幹活，被幹部揪著頭髮壓倒在地。幹部衝著她大喊大叫，直到她昏死過去。杜金好的丈夫在一旁除了痛哭，無能為力。待到意識恢復後，她踉踉蹌蹌地回到家中，神情茫然。突然間，她癱倒在地，停止了呼吸。有些婦女則寧死不屈，一名叫梁霞女的孕婦被幹部強迫在冬天上工，她最終跳入冰冷的河中自盡。
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沒有足夠的食物和營養
在勞累和饑餓的雙重壓迫下，婦女的身體無比虛弱，有些甚至提前停經。這種情況在各地都很普遍，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城裡的婦女可以找醫生開藥吃。北京城南的一家冶金廠有一半女工患有月經不調、陰道炎或子宮下垂等疾症。全廠女工共用一間盥洗室，有些人幾個月都不洗澡，而且工人們長期處於通風不良的環境中，即使是像袁變花這樣的政治積極分子也累得吐血，有時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婦聯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情況。例如，北京電子管廠的6600名女工中，有一半患有婦科疾病。25歲的吳玉芳1956年進入工廠時身體健壯，但1961年卻出現頭痛乏力、月經不調、失眠、精神不振等症狀，結婚5年後一直沒有受孕。經過體檢才發現，她和其她許多工人一樣得了慢性汞中毒。
農村婦女的體質下降到極點，許多人患上子宮脫垂，即原本被肌肉和韌帶固定在骨盆內的子宮脫離正常位置，下降到陰道內。這種病通常由於身體虛弱導致，當女性經歷難產或雌性激素流失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其症狀有輕有重，輕者只是子宮頸下垂，重者子宮完全滑出陰道外。
大饑荒中的婦女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足夠的食物和營養，所以許多人的症狀都很嚴重。據醫療部門的不完全統計，患有嚴重子宮脫落者，在上海附近的農村地區占到婦女總數的3％到4％，在湖南則多達1/5。真實的情況肯定更糟，因為許多婦女羞於報告病情，幹部通常也會隱瞞，而且農村裡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太少，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這種病是怎麼回事。
子宮脫垂很難治癒，因為饑荒期間根本無法解決食物匱乏和過度疲勞的問題。農村的醫院很少，即使患病的婦女有錢支付醫療費用，她們也沒有時間拋下孩子和工作長途跋涉去醫院看病。而且許多人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生病，所以只好求助於民間偏方。
在湖北，民間醫生用各種藥方（有些是代代相傳的）來治療婦科病。她們把藥粉加熱後塗抹在陰道壁上，並把各種藥材混合在一起治療月經不調。在鐘祥縣的一個村子裡，向王阿姨求助的婦女多達數百人。她家常年有4至5名病人接受治療，她的丈夫則負責從樹林裡採集各種草藥。但這種傳統的治療方法在集體化後經常遭到官方禁止。大多數婦女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護理，只能堅持帶病勞動。
女性經常成為性侵害的對象，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
除了疾病，婦女還要忍受其它方面的傷害。在這個男性主導的社會裡，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經常成為性侵害的對象。地方幹部的權力極大，而且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已被饑荒侵蝕。不僅如此，許多家庭中的男性外出逃荒、參軍或務工，留在家中的女性得不到任何保護，根本無力抗拒當地惡霸的侵害。
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僅舉幾例就可見一斑。1960年，在廣州以北的翁城，2名公社的黨支部書記性侵了34名婦女。在河北衡水，有3名黨委書記和1名副縣長被查出經常性侵婦女，其中一人與幾十名婦女發生過性關係。
在衡水以北的賈家莊村，黨委書記強姦了27名婦女。調查顯示，他幾乎對村裡所有的未婚女性都「為所欲為」。曲陌縣黨委書記李登民強姦了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兩人未成年。在湖南耒陽，有些受到性侵的女孩年僅11、12歲。湘潭有一名幹部把10個女孩編入「專業隊」，由他任意侵害。
未受強姦的女性也會遭遇其它形式的性羞辱。在集體化的衝擊下，傳統社會對性的克制和禁忌被打破。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大革命，顛覆了世代相傳的道德規範，導致許多1949年前無法想像的變態行為發生。
在湖南武岡縣的一家工廠，幹部竟強迫全體女工裸體工作。1958年11月的一天，裸體工作的女工多達300多人，拒絕脫衣的則被捆綁起來。工廠甚至讓女工比賽，看誰的衣服脫得最快，獲勝者最高可以獲得50元的現金獎勵，差不多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對此規定雖然有人積極回應，但大多數女工當然很反感，但無人敢公開反對。湖南的冬天很陰冷，有女工因此感冒生病，個別人決定寫匿名信向毛澤東反應廠裡的問題。
只要打著解放的幌子，任何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毛澤東是否看了這些信不得而知，但後來有位中央的高官給長沙省委打電話，要求調查此事。工廠的領導辯稱，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鼓勵」婦女以「競爭的精神」「打破封建禁忌」。似乎只要打著解放的幌子，任何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同樣粗野的羞辱方式還有逼迫婦女（偶爾也有男性）裸体示眾，這種情況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在浙江遂昌縣，被控犯有盜竊罪的男女被剝光衣服遊街。為首的周莫英已經60歲，也被迫脫光衣服，還得敲鑼開道，鄉親們為她求情，但幹部完全置之不理。24歲的朱任皎因小偷小摸，被幹部勒令剥光衣服在本村遊行，她「事後覺得無臉見人」，要求換到另一個村子遊街，但遭到拒絕，事後她選擇了自殺。
廣東的一個村子裡，民兵剝光兩名女孩的衣服，把她們綁在樹上，用電筒對著其中一個女孩的私處照，並在另一個女孩的身上畫了一隻象徵男性生殖器的大烏龜。兩名女孩最終雙雙自殺。
還一種在檔案或訪談中較少提及的現象，但在任何時代的饑荒中都會存在，那就是性交易。為了獲得食物和更好的工作，有些女人選擇用性來交換，與那些能為其提供安全感的男人保持不合法的性關係。
這種行為大多是偷偷進行的，但地下性交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成都的一個教養所即關押了100多名妓女和不良少女，其中有十幾人是重操舊業——她們在1949年前就從事此類工作，四九年後妓院被政府取締，妓女們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再教育」，但這些人拒絕自我改造，綽號「老媽媽」的王慶芝還介紹其她女性入行。一些新入行的女性會與男性小偷結成團夥，到全國各地遊蕩，足跡遍及西安、北京和天津。個別人独來獨往，甚至把掙來的錢交給父母，而父母對其收入來源則故意視而不見。
人口販子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回內蒙
上文提到，有些農村婦女逃荒到城裡後，也會以身體來換取食物，這種做法很自然會導致重婚的發生。為了嫁給城裡的男人，許多女人會謊報年齡或隱瞞婚史。有些女孩只有15、16歲，遠低於法定結婚年齡，還有些人已經結婚，但為了生存選擇重婚。有人為了重婚打算拋棄自己的孩子，有人則結婚沒幾天又返回農村的家裡。
在農村更為普遍的現象是以婚姻為幌子進行交易。1960年大饑荒最嚴重時，河北有個村莊婚禮的數量翻了七倍。新娘大多來自赤貧地區，有些年僅16歲。她們結婚時要求男方為其家人和親戚購買衣服、食物和其它物品，有些人婚後不久便離家出走，還有六、七個將娘家的其她女性成員介紹給丈夫，導致其重婚。
販賣婦女的案件也很多。例如，來自內蒙古的人販子分散在全國各地，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回內蒙，其中大多數來自災情嚴重的甘肅，也有些來自山東，有些是已婚婦女，有些是寡婦，有些則是未成年的孩子。受害者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包括學生、教師，甚至幹部，絕大多數是被強迫的，有些人甚至被轉手多次。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僅在內蒙的6個村莊就發現了45名被拐賣的婦女。
婦女總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許多人受盡羞辱，身心疲憊，還常常被男人拋棄，而最讓她們痛心的時刻，莫過於不得不決定如何分配微薄的口糧。在大饑荒剛開始的時候，家裡的糧食首先要滿足男人的需要，這不僅緣於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還因為在集體化的制度下，婦女掙的工分比男人少，即使沒有饑荒，女性分得的糧食也少於男性。
饑荒到來後，似乎整個家庭的生存最終取決於男性外出覓食的能力，因此男性的生存更加被置於女性之上。但隨著災情的加重，許多男人選擇外出務工，女人在家不得不獨自面對嗷嗷待哺的孩子。許多人無法忍受孩子的哭鬧，更難以決定如何分配稀缺的食物。一位叫劉溪流的母親與自己的孩子相依為命，她因生病無法上工，被公社扣了6天的口糧。最終，她實在饑餓難當，便把孩子的口糧吃了，孩子很快就餓得痛哭流涕，劉溪流無法忍受這樣的煎熬，吞下燒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巨大的折磨大多緣於性別歧視
大饑荒中的女性，不得不忍受情感上的苦惱和肉體上的痛苦，以及心理上的自卑和羞辱，這種巨大的折磨大多緣於性別歧視。不過，歷史研究表明，在許多貧窮的父權制社會中，婦女的死亡率並不比男性高多少，而在孟加拉的大饑荒中，男性的死亡率甚至超過了女性，以致歷史學家麥卡爾平（Michelle Burge McAlpin）提出「女性耐受饑餓的能力可能超過男性」。
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提到，當生存面臨困難時，女性通常更擅長尋找辦法，要麼到野外覓食，要麼尋找替代食品，或到黑市上交易，因此女性並非是饑荒中最脆弱的群體。與她們相比，受傷害更深的是孩子和老人。
＊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套書∕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