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部分人口識字率的提高，出現了聖經和祈禱書以外人們普遍都會閱讀的文字作品。到了1950年代，中產階級渴望閱讀各式各樣的作品。廣告稅與報紙稅逐步被取消，最終在1861年時紙張稅也被取消。其結果是印刷業的爆發性成長，以及報紙、書籍和期刊的大量湧現。到1880年，地區性的日報不少於96家，而全國性的報紙也迅速地普及於全國各地。經典著作和當代小說都有便宜的版本。這的確是連載小說的全盛時期，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人物的命運一週又一週地不段發展，讓整個國家都處於懸念之中。狄更斯、特羅洛普（Trollope）、特克雷（Thackeray）、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及稍晚的哈代（Hardy）、梅勒迪斯（Meredith）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各階層的共同文化。直到1880年代，受到評論界好評的作家與像是薇達（Ouida）這樣的作家之間才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後者的眾多著作是廉價小說興起的具體體現，而這些小說是為了迎合大批尋求浪漫和刺激的讀者所書寫的。
建立於本世紀初的英國神話是另一種具有約束力的力量，因為一個民族神話是透過暢銷的歷史書所展現出來的。麥考利的《英格蘭史》（1849至1861年）和約翰．理查．格林（J. R. Green）的《英國人民簡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1875）是2本不斷被再版的著作。1830年代，公立學校和一些文法學校開始教授歷史，目的是讓新獲得選舉權階級的孩子承擔起政治責任。1870年以後，歷史教學擴及到工人階級，目的是要鞏固國家認同。歷史被描述為一種進步，是對源自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治自由的頌揚，此自由在《大憲章》（Magna Carta）中重新獲得保障，在內戰中被廢除，並且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中開花結果。歷史被用來作為新一代識字群眾的集體祖譜。或者，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林加德（John Lingard）在1849年所寫的：「我們的編年史中充滿了生動的民族榮耀，充滿了虔誠、榮譽和決心的光輝榜樣，以及對君王、政治家和人民最深刻和最有教育意義的教訓。」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確實有很多因素把人們團結在一起，讓他們安於自己的社會階級，但是流動性並沒有被完全排除。然而，流動性是複雜的，而且其流動的路徑並不平等。例如，熟練的體力勞動者會對任何來自更下階層的想要進入他們隊伍的入侵者嚴加防範。中產階級以各種途徑不斷擴大。人們有許多方式往上爬升：教育、家庭關係、金錢、才能或是成為某個組織的成員。這些因素導致了那些進入中產階級的人出身背景的變化。不過，真正不容易跨越的障礙是從中產階級進入上層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