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基督教是社會的共同基礎，那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一種共同的渴望：那就是受人尊敬（respectability）。受人尊敬具體呈現在：透過自己的努力、自律和自助而實現的財務獨立。這種對於受人尊敬的追求，同時帶來了一些價值觀：熱愛工作、辛勤工作，以及將家和家庭視為聖地一樣來崇敬。成為一個善良、受人尊敬的人是所有社會階層共有的概念。這種人樂於助人，從來沒有欠債，從不惹麻煩；他會從容地承擔起生活的許多重擔。奢侈、不負責任、靠不住、酗酒、淫亂和貪圖政府油水的人便不值得受人尊敬。
但是在某些層面上，受人尊敬還是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結果是，中產階級和技術工人因此要負起沉重的負擔，他們要努力保持其身分，並且不能夠下滑。值得受尊敬的人選將窮人排除在外，這種做法同時便是種偽善和雙重標準。在維多利亞時代脈絡下，追求受人尊敬之價值觀帶來了許多優點，因為它一定讓許多人度過了艱難的生活，給予他們一套堅持下去的價值觀和標準。
這些價值觀在家庭中被奉為神聖。全國上下到處出現了過去未曾見過的小型集體住宅，為遠離工作場所的囚犯提供了唯一的避難所、舒適和歡樂。對於中產階級來說，家是神聖的，是一個男人統治的領域，是他的家人學習受人尊敬的美德和道德準則的地方。家庭是由宗教維繫在一起的，也是由共同的生活維繫在一起的，包括吃飯以及健康的娛樂，以及標誌著消費時代到來，令人眼花撩亂的各種家庭用品。
如果說女王、恭敬、宗教和社會地位把不同階層拉到了一起，那麼慈善和善行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當時人們普遍對於由國家來施加規定感到恐懼，因此慈善是一種透過習俗來施加的責任，交由那些有餘裕的人來捐獻。在農村，地主為佃戶提供了生計；在城鎮裡，新醫院、孤兒院和收容所不斷增建。到19世紀中葉，隨著英國皇家動物保護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1824）的成立，動物保護也開始發展。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慈善事業規模超過了任何其他歐洲國家，不過，這個慈善事業有其限定的範圍，因為能夠接受救濟的人選是經過仔細篩選後決定的，以求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此外，這種慈善事業也不應該讓人忽視，它在某種意義上暗示了受救濟者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到本世紀末，有越來越多人都獲得某種形式的國家退休金支持。
以上是激勵社會向上的節制價值觀，不過還是有一些原則是在鼓勵人們有時應該遠離憂慮。休閒在上個世紀還是少數人的特權，但現在已擴展到多數人，儘管人數還是不多。這是工業革命的直接結果，工作時間與其他時間的劃分界線變得越來越分明。至1850年，一週工作5天半、週六上半天班、週日放假、1年1次假期的固定模式已經形成。在1870年代初期出現了銀行假期，到1975年有了節禮日（Boxing Day）、復活節星期一，聖靈降臨節星期一（Whit Monday）和8月的第1個星期一等假期。當然，這在鄉村地區造成的影響不大，劃分1年之中各個時期的仍舊是那些日子：古老的節慶、剪毛季晚宴（Shearing Suppers）、聖神降臨週的遊行（Whitsun walks）、什一奉獻節（Tithe Feasts）、集市和市場。但在城市裡，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最初，那些遷移到城鎮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中產階級恐怖的殘酷消遣：鬥雞、鬥牛、拳擊或是前去觀看處決。此外，還有飲酒、賭博和賣淫。由於擔心這種種享樂行為可能造成無法控制的暴力，中產階級開始以惡習為由壓制集市，並對諸如營業時間等方面實行限制。更具體地說，他們提倡了所謂的「合理娛樂」。
在每個城鎮中都建立了公園，供人們漫步和研究自然風光、供人閱讀的圖書館、在博物館裡學習藝術和歷史；以及各種可以提高心智的展覽。工藝講習所（The Mechanics Institutes）會舉辦會議和講座，提供中下階級基本的科學指導。工廠郊遊開始出現，雇主擺出家長式姿態來鼓勵忠誠的員工們。殘忍的運動被迫轉入地下，新的運動應運而生，尤其像是板球和足球。足球總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成立於1863年。足球最初受到各階層的歡迎，但到了1880年代它變得特別具備工人階級的色彩；從日後的發展可以看出這是種健康而無害、又能激發人們熱情的手段，這群人往往會被激發出城市暴民不受控的性格。球迷被灌輸了對於所屬地域的愛，而鐵路意味著他們能夠跟著球隊前往「客場」比賽。相比之下，板球運動則保留了上層階級的支持者，這是一項適合紳士的運動，但也吸引了來自各個階層的觀眾。
新法律規定工廠在規定的日期必須休息，這也導致假期這個新事物的出現。從工廠老闆的角度來看，這比員工決定不來上班要好得多。鐵路意味著可以去更遠的地方度假。1851年時，隨著廉價的短途旅行之發展，人們紛紛來到了倫敦參觀萬國博覽會。此後，到倫敦、海邊或其他有趣景點的廉價旅行讓數百萬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四處移動，這是過去所不曾有的。到海邊度假的這個習俗最初來自中產階級，後來迅速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工人階級占領了莫克姆（Morecambe）、布萊克浦（Blackpool）和拉姆斯蓋特（Ramsgate）等地，並且將這些地方變成了他們的專屬用地。然而，在新成立的旅遊公司湯瑪斯．庫克（Thomas Cook）的協助下，這個時代有越來越多上層社會人士開始前往探索歐洲大陸。
大多數階級都能享受到新興的城市娛樂。劇院歡迎各種階級的觀眾，而在其中人們則是被票價與不同席次分隔開來。音樂會和合唱團也對社會各階層都具有吸引力。在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的逍遙音樂會（Henry Wood Promenade Concerts）始於1895年，中間的大區域站滿了許多只需要付出便宜票價就可以參加的聽眾。音樂廳（music hall）是工人階級文化的一種具體形式，它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開始成形，吸引了跨越社會各個階層的聽眾。對工人階級來說，那裡有金光閃閃的酒吧和舞廳，還有男性專屬的娛樂場所—工人俱樂部（The Working Men’s Club）。
隨著大部分人口識字率的提高，出現了聖經和祈禱書以外人們普遍都會閱讀的文字作品。到了1950年代，中產階級渴望閱讀各式各樣的作品。廣告稅與報紙稅逐步被取消，最終在1861年時紙張稅也被取消。其結果是印刷業的爆發性成長，以及報紙、書籍和期刊的大量湧現。到1880年，地區性的日報不少於96家，而全國性的報紙也迅速地普及於全國各地。經典著作和當代小說都有便宜的版本。這的確是連載小說的全盛時期，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人物的命運一週又一週地不段發展，讓整個國家都處於懸念之中。狄更斯、特羅洛普（Trollope）、特克雷（Thackeray）、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及稍晚的哈代（Hardy）、梅勒迪斯（Meredith）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各階層的共同文化。直到1880年代，受到評論界好評的作家與像是薇達（Ouida）這樣的作家之間才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後者的眾多著作是廉價小說興起的具體體現，而這些小說是為了迎合大批尋求浪漫和刺激的讀者所書寫的。
建立於本世紀初的英國神話是另一種具有約束力的力量，因為一個民族神話是透過暢銷的歷史書所展現出來的。麥考利的《英格蘭史》（1849至1861年）和約翰．理查．格林（J. R. Green）的《英國人民簡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1875）是2本不斷被再版的著作。1830年代，公立學校和一些文法學校開始教授歷史，目的是讓新獲得選舉權階級的孩子承擔起政治責任。1870年以後，歷史教學擴及到工人階級，目的是要鞏固國家認同。歷史被描述為一種進步，是對源自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治自由的頌揚，此自由在《大憲章》（Magna Carta）中重新獲得保障，在內戰中被廢除，並且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中開花結果。歷史被用來作為新一代識字群眾的集體祖譜。或者，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林加德（John Lingard）在1849年所寫的：「我們的編年史中充滿了生動的民族榮耀，充滿了虔誠、榮譽和決心的光輝榜樣，以及對君王、政治家和人民最深刻和最有教育意義的教訓。」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確實有很多因素把人們團結在一起，讓他們安於自己的社會階級，但是流動性並沒有被完全排除。然而，流動性是複雜的，而且其流動的路徑並不平等。例如，熟練的體力勞動者會對任何來自更下階層的想要進入他們隊伍的入侵者嚴加防範。中產階級以各種途徑不斷擴大。人們有許多方式往上爬升：教育、家庭關係、金錢、才能或是成為某個組織的成員。這些因素導致了那些進入中產階級的人出身背景的變化。不過，真正不容易跨越的障礙是從中產階級進入上層社會。
這群中產階級努力地追求要被視為紳士，然而光是要摸清紳士的定義為何就讓許多人痛苦不堪。直到1880年代以前，一個人的身分究竟算不算得上是紳士，這些競逐者都必須聽從那些較高階層的決定。財富、土地、才能以及社會成就這些特質對於人要進入上層階級都有所加分。有些人永遠也達不到這個標準—即出身自工廠、商店或農場的那些人—但在1880年代，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當時人們達成了某種共識，即任何在公學受過教育的人都是紳士。這就消除了衝突的可能根源，因為這意味著即使一個人自己無法成為紳士，他也可以讓兒子們成為紳士。這項協議創造出了一種冥頑不滅的精英主義，一直要到1945年之後才真正被削弱。
當我們考慮到當時的壓力和變化時，維多利亞時代的各個社會群體能夠團結在一起仍然是非常獨特的現象。英國是西歐第一個經歷如此徹底轉變的國家，其他國家要到1880年代才開始踏上這條發展軌道。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島嶼上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爆炸和人口遷移，但是卻沒有爆發嚴重的社會對立。而且，經濟和社會實際上雙雙都得到了顯著的進步。到了1901年，英國社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和不穩定，但它仍然維持住成員之間的歸屬感，儘管人們在生活中會接觸越來越多不知道對方名字的人。在過去的時代中，人們認識那些滿足他們日常需求（例如交通、燃料和飲水等方面）的供應者。現在，人們的生活必須仰賴那些他們永遠也不會碰上面的勞動者。1870年以後，這些工人團體越來越意識到這一事實，並且開始意識到他們不僅可以對政府施壓，而且可以對社會其他成員施壓。一旦地位不再只能憑藉出身或財富，而是可以透過競爭性的考試來獲得時，上位者所獲得的敬重也逐漸開始被攻擊。
＊作者羅伊‧史壯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本文選作者著作《大不列顛兩千年：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