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玉琪告訴美國之音，要證明或者推翻新冠病毒實驗室意外洩漏理論，毫無疑問需要以下確鑿的證據：
「該實驗室或者設施內發現並且分離存放過新冠病毒；該實驗室或者設施附近的地點發現並且分離存放過新冠病毒；與實驗室有關聯的工作人員，在疫情開始前就感染了新冠病毒；與實驗室有關聯的工作人員，在疫情開始前體內出現了新冠病毒的抗體。」
趙玉琪說，除此之外，要做出堅實的結論證明是武漢病毒所2019年11月患病的工作人員傳播了新冠病毒，還要滿足如下的條件：「與實驗室有關的工作人員曾出現過新冠病毒感染所特有的臨床症狀；與實驗室相關的工作人員的RT-PCR診斷測試呈陽性；新冠病毒是從與實驗室有聯繫的工作人員身上分離出的；這些生病的工作人員身上產生過新冠病毒的抗體。」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化學與生化學教授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的看法與趙玉琪一致。他告訴美國之音，尋找上面提到的這些證據，需要對武漢的病毒實驗室進行可信的醫學調查。
埃布賴特列出了這樣的一個線索清單：需要查閱武漢病毒學研究所（WIV）、武漢市疾控中心（WCDC）、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WIBP）的相關記錄、樣本、人員和設施；並需要檢查電子和紙張記錄，檢查冷凍櫃和冰箱內的樣品。需要與人員面談，包括曾經和現任建造、維護、清潔、處置、安全、動物設施、實驗室和管理人員。還包括對相關人員的血清樣本，以及設施環境取樣的調查。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中國的合作，」 埃布賴特說。
獨立調查可從美國入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高級學者阿達利亞（Amesh Adalja, MD）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際社會需要能夠從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獲得有關記錄，以全面地記錄和編目，武漢病毒所裡在什麼時間點，已經在研究哪些病毒。
阿達利亞說，查看工作人員的醫療記錄，以確定這些正在從事病毒研究和接觸到病毒的研究人員，是否曾經被病毒感染過，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在此事上具有透明度。中國政府缺乏透明度和資訊的混沌性，可能導致我們無法真正瞭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而且會阻礙人類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應對的努力，」他說。
根據公開的報道和研究文獻，武漢病毒所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並沒有從事對新冠病毒和其它近似病毒的研究。武漢病毒所曾經公開表示，該所最新正在研究的病毒是RaTG13病毒。這是蝙蝠攜帶的一種與「SARS」病毒類似的病毒。
今年2月，德國漢堡大學奈米科學家維森丹格（Roland Wiesendanger） 教授發布的新冠病毒研究結論指出，「目前的大流行源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漢堡大學在新聞聲明中說，「有許多直接跡象表明，新冠病毒病原體來自實驗室，並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輕研究員（黃豔玲）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