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澤東接見造訪北京的黑人運動領袖杜波依斯，他正是黑豹黨與麥爾坎·X（Malcom X）等激進黑人民族主義者的前輩。
最近在台灣上映的電影《猶大與黑色彌賽亞》（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從伊利諾州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副主席漢普敦（Fred Hampton）的視角出發介紹了60年代美國的黑人平權運動（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黑豹黨屬於美國平權運動中的激進派，他們的終極目標並不是爭取黑人與白人的平等權力，而是從根本上顛覆美國的資本主義體制。
也難怪在電影中，漢普敦發表政論的時候總是東一句毛澤東，西一句毛澤東，看得台灣的觀眾「霧煞煞」。一下子又模仿毛澤東的口徑，強調「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然後又主張建立與白人極端組織的「統一戰線」，共同推翻美國政府。到底黑人的民權運動與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有什麼關係？
中國做為全球最大的有色人種國家，能在毛澤東帶領下在韓戰中與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打成平手，然後又與蘇聯老大哥分道揚鑣，走出美蘇之外的第三條路。此一事實不只激勵了亞洲與非洲新興獨立國家的士氣，也讓美國的黑人激進份子找到了表率。他們從毛澤東成功的經驗中，認知到「美帝國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對自己接下來的革命充滿信心。
然而毛澤東能走出與美蘇不一樣的第三條道路，關鍵原因還是他先推翻了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把蔣中正和他領導的國民黨趕到台灣。所以我們在瞭解到黑豹黨如何看待毛澤東之後，大家可能會對黑豹黨如何看待國民黨更感興趣。畢竟在黑豹黨活動的60還有70年代，國民黨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是與台灣連結在一起的，黑豹黨如何看待國民黨就等同於黑豹黨如何看待台灣。
實際上早在牛頓（Huey P. Newton）於1966年創立黑豹黨以前，美國黑人民族主義運動雖然與中國國民黨沒有直接的接觸，卻也建立了一套對中國國民黨還有亞洲事務的看法。想要瞭解黑人民族運動如何看待中國國民黨，我們就不能不從牛頓與漢普敦兩人的「大前輩」，1868年出生的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這號人物談起。
推翻歐美白人的世界秩序
美國的平權運動就如全世界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存在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派系，黑人對於如何爭取自己的平權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主張黑人應該積極融入美國的體制，藉由證明自己能力不輸給白人來改變美國主流社會對黑人的偏見。尤其是加入美國的軍隊，因為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眼中，從軍報國是只有一等國民才享有的榮譽，身為「次等國民」的黑人不配享有。
然而加入美國的體制，尤其是加入美國的軍隊，看在杜波依斯眼中證明的不過是個別黑人對美國的忠貞，並沒有辦法從根本上改變黑人在美國的待遇。畢竟無法進入美國政府或者軍方體系工作的黑人，永遠比能加入的黑人還要多。而且美國的政治與軍事體系終究是由白種人所建立，加入這套體制的黑人效忠的對象其實還是白人統治精英。
所以對於體制內改革這條路線，杜波依斯是徹頭徹尾的反對。他指出黑人在美國當了兩個世紀以上的奴隸，並在獲得解放後仍深受種族隔離制度之害的原因來自於歐美白人的殖民主義。而全世界黑人的發源之地非洲，直到20世紀都還在接受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與支配。所以杜波依斯主張全世界的黑人應該團結起來，建立以打倒殖民主義為宗旨的泛非洲民族主義。
可是後來他又發現，遭受白人殖民主義壓迫的有色民族不是只有黑人，還有以日本與中國為代表的黃種人。而黃種人與黑種人的人口加起來，肯定是超過全世界的白種人，於是杜波依斯又從「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的角度出發，主張所有的有色人種應該聯合起來推翻殖民主義。他對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抱有相當強烈的期許。
這是為什麼杜波依斯在1909年，與其他黑人運動領袖聯合創建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原因。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要打倒白人壟斷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有色人種要努力團結到一起。此外杜波依斯深信殖民主義的根源是資本主義，這不免讓他的政治信仰從一開始就偏向了社會主義。
期待日中聯手解放黑人
杜波依斯等黑人民族主義者對中國國民黨的認知，就如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日本、印度還有越南民族主義者一樣，是由原本的高度期待走向徹底失望的。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從1923年起與蘇聯還有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並對歐洲殖民主義採取高度的批判政策，與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杜波依斯在思想上高度契合。
然而蘇聯雖然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可領導蘇聯的俄羅斯人在人種上仍是與歐美一樣的高加索人，這讓他對共產國際領導的世界革命或多或少存在著不信任感。杜波依斯所真正渴望的，是由亞洲、非洲還有拉丁美洲的有色人種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沒有白人主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唯有把白人徹底的排除，才能徹底顛覆帝國主義的舊秩序。
在非洲國家仍被歐洲殖民，拉丁美洲仍是美國後花園的情況下，杜波依斯只能把希望寄託於亞洲人身上。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的主張，還有他於1924年11月28日神戶演說中提及的「大亞洲主義」，都讓杜波依斯對中國國民黨產生了高度的認同感。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還不是中國的執政黨，且中國在北洋政府統治下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所以杜波依斯期許比中國早一步走上現代化的日本能扮演「導師」的角色，帶領中國一起為全世界遭到白人殖民統治的民族伸張正義。顯見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提出種族平等議案，卻遭到英美兩國打槍的日本，對杜波依斯而言比中國更有資格領導這個有色人種聯盟。
中國與印度能提供廣大的人口與資源，讓這個有色人種聯盟在日本的精明領導下形成與白人「帝國主義」抗衡的強大力量。設想日本的零式戰鬥機、大和號戰艦、赤城號航空母艦再搭配上中國的軍人，將給西方主導下的全球秩序帶來多麼恐怖的破壞？只要日本與中國能夠團結起來，美國的黑人就有獲得解放的機會，所以對於孫中山先生的親日主張，杜波依斯給予100%的支持。
欠日本「教訓」的中華民國
顯然杜波依斯等黑人激進領袖把世界看得太過於簡單，也太過於的二分法。既然來自英國與德國的白種人，都能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彼此殺個你死我活，亞洲國家之間又怎麼可能完全沒有矛盾？孫中山去世後，掌握軍事大權的蔣中正於1927年下令清黨，將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左派力量從中國國民黨內清除出去，形成了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的第一道裂痕。
等到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後，國民政府又在蔣中正領導下放棄了往日的「革命外交」，並延續北洋政府接受了以《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的華盛頓體系，形同宣佈中華民國加入英美領導的國際體系。杜波依斯不免對孫中山的繼承人感到失望，認為他們長期接受歐美國家的精英教育，已經從根本上遠離了中國的底層人民。
蔣中正雖然留學日本，卻仍在妻子宋美齡影響下信仰了基督教，讓杜波依斯不免質疑他們服務的對象不是歐美資本家就是白人傳教士。既然國民黨的領袖們遠離了自己的人民，那麼就應該由日本人來好好教育國民黨領袖們如何當「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所以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杜波依斯就堅決的與日本站在一起。
他一廂情願的認為日本人與中國人都是黃種兄弟（Yellow Brothers），本身之間應該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如果有的話一定是由歐美白人煽動起來的，目的是要防止黃種人聯合推翻白人的秩序。與杜波依斯抱有相似看法的黑人民族運動者還有黑人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Negro Press）的皮肯斯（William Pickens），他強烈反對蔣中正引進西方國家的力量來對付日本。
皮肯斯認為，蔣中正應該直接尋求與日本政治協商解決雙邊衝突，因為沒有什麼問題是「自家兄弟」沒有辦法商量的。如果蔣中正堅決要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那就是中了「白人帝國主義」見縫插針的計，讓黃種人陷入自相殘殺的無限循環。1936年，杜波依斯在日本駐美國大使齋藤博安排下來了一趟遠東之旅，參訪了滿洲國、中華民國與日本等三個亞洲國家。
即便此刻日本還在對台灣與朝鮮實施殖民統治，即便此刻日本已經對中國展開侵略，杜波依斯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讚美日本的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統治」。尤其是當杜波依斯看到在上海公共租界裡面的中國人，與西方人一起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而不在乎洋人把華人當成「狗」看的現象之後，他更是發自內心相信日本教訓一下中華民國是無可厚非的。
反對美國加入太平洋戰爭
所有出現在西方報章雜誌上的日軍在華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都被杜波依斯視為白種人對黃種人的醜化，目的只是因為西方國家擔心日本取代自己的地位。杜波依斯反對美國參加對日作戰，因為那本來就是黃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內部事務」，儘管等到日本「教訓」完中國，成功把黃種人團結在一起之後，他並不反對日中兩國來好好干預一下美國的內部事務。
即便是在日本與最強調白人優越感的國家納粹德國結盟之後，杜波依斯對日本的好感也絲毫不減，因為他認為日本是在英美國家的逼迫下才出此下策的。更何況德國本身也是英美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是挑戰而不是鞏固19世紀以來的全球資本體系，所以他從「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角度出發，立場自然是更加偏向軸心國。
杜波依斯尤其反對黑人子弟兵加入美軍，到亞洲戰場上與日軍作戰，因為他打從心底裡反對非洲裔美國人幫白人精英屠殺與自己沒有仇恨的日本人。他認為黑人一旦加入了美國軍隊，必將成為鞏固全球資本主義的幫兇，所以對太平洋戰爭始終抱持消極的態度。對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白人社群中聲望水漲船高的中華民國，他更是發自內心感到鄙視。
他認為針對德國、義大利還有日本的所謂「反法西斯同盟」只是一個虛偽的分贓組織，因為美國與英國手中的殖民地比德義日三國加起來都還多。《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也好，聯合國也罷，都是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等白人精英制定的機制，目的是更加完善資本主義對世界的控制，不是真正為了解放弱小民族。
為此杜波依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認知與多數美國人不一樣，他從根本上反對這場戰爭有任何的正義性可言，指出其本質與後來的韓戰、越戰一樣都是白種國家對黃種國家的侵略。中華民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白種人的「雇傭兵」，所謂世界四強的地位不過是「帝國主義」賞賜給小弟的恩己罷了，既然連中國都無法從中得到解放，更何況是美國的黑人了。
中華民國政府對黑人的觀感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套思想，主導了杜波依斯的世界觀，讓他願意美化一切願意站出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國家，哪怕這個國家本質上可能比西方國家更加剝削，更加殘酷。其實我們也不必苛責杜波依斯，因為任何國家或者政黨的領袖，都會為了解決自己眼前最大的問題，選擇性忽略自己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造成的其他附加損害。
有趣的是，雖然黑人民族運動如此看不起國民黨，但其實中國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彼此之間並沒有直接的矛盾存在。中國國民黨沒有剝削過黑人，也沒有任何一個黑人國家侵略過中華民國，雙方根本沒有成為敵人的動機。雙方唯一的矛盾來源，只是在於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的敵人不一樣而已，前者致力於抵抗日本的侵略，後者則希望推翻以白人為主的世界秩序。
然而中華民國若要抵抗日本侵略，又必須要取得來自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援助。而當年美國的領導階層又清一色都是白人，中華民國政府打交道的對象自然也就是以白人為主了。不巧的是，在美國政壇與社會上最支持國民政府的，往往又是那些支持種族隔離制度的南方白人，自然讓黑人民族主義者更容易把「敵人的朋友看成敵人」，主張「教訓」國民黨。
黑人在白人奴役與隔離下的遭遇固然讓人同情，可他們對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採取態度的卻是「日本人殺的是你又不是我」，而且還以近乎強迫的姿態要求中國人放下對日本的仇恨，把幫助中國抗戰的美國當成首要敵人，自然是不可能為國民政府接受。也因為黑人領袖們對中國的抗戰缺乏同情，國民政府的對美工作更是集中在白人與華僑身上，完全無視黑人平權運動。
筆者訪問過許多二戰時到美國亞利桑那州，接受飛行訓練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他們表示當時無論是搭乘巴士還是觀看電影，都有為白人與有色人種設置不一樣的座位。中華民國空軍因為被視為美國的盟友，所有受訓的中國飛行員都得到「榮譽白種人」的待遇，能與白人坐在同樣的座位區。這固然是對中國飛行員的優待，卻更加深了黑人民族主義者對中華民國的不諒解。
抗日戰場上的黑人
如筆者前面所述，並非所有的美國黑人都支持採取激進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力，有不少人選擇以融入體制的方式來改變白種人的偏見。既然敢放手讓菲律賓獨立，又提出以民族自決為核心的《大西洋憲章》，羅斯福總統當然有他的過人之處。原本被排除在美軍體系之外的黑人，得以在打擊法西斯的背景下進入美國軍隊，並逐漸扮演吃重的角色。
黑人從軍的表率，當屬活躍與北非與歐洲戰場的「塔斯奇基飛行員」（Tuskegee Airmen），他們駕駛漆著紅色尾翼的P-51野馬式戰鬥機為B-17提供護航，創下了擊落112架德國空軍戰鬥機的紀錄。「塔斯奇基飛行員」的成就固然是舉世皆知，然而派來中國戰場的非洲裔美國人卻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飛行員，而是負責維持中印公路正常運作的工兵與駕駛兵。
工兵與駕駛兵絕大多數來自美國的底層社會，尤其黑人工兵與駕駛兵接受的教育程度不見得比強拉來的國軍壯丁高到哪裡去，軍紀問題自然是難以避免。所以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離開中國，中印緬戰區被分割為中國戰區與印緬戰區之後，印緬戰區的長官們從不給美國「丟人」的角度出發，禁止黑人工兵與駕駛兵進入中國戰區。
蔣中正因為長期接觸到的美國人都是白人，而且多數中國人對種族主義的態度又存在著「怕被白種人歧視，自己卻又歧視黑人」的矛盾，所以一開始他也不贊成允許黑人工兵或者駕駛兵進入中國，目的是要防止中美之間爆發軍民衝突。他曾告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中國人不習慣與黑人相處、這種關係可能會引發不適當的感情。」
然而不允許黑人士兵進入中國，不只影響中印公路的修繕，還會影響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物資補給，降低國軍的作戰效率。更重要的是，許多立場親共的美國媒體人已經準備以「種族主義」對蔣中正發動新一波攻擊，以報史迪威被調離的仇恨。最終蔣中正接受魏德邁的建議，為黑人士兵開啟了國門。
注定親共的黑人民族運動
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在客觀上有不一樣的敵人，迫使兩者必須選擇不一樣的盟友來依靠，而這兩個被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者選擇的盟友彼此之間又是相互對立的敵人，導致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從「選邊站」的角度出發，成為了彼此的敵人。從蔣中正與魏德邁的對話，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對黑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種族偏見，但這是否表示蔣中正真的歧視黑人呢？
根據1955年被派來台灣，擔任美國空軍第13航空特遣隊司令，負責指揮所有駐華美國空軍的戴維斯（Benjamin O. Davis Jr.）將軍回憶，情況可能又有些許的不同。戴維斯是出身「塔斯奇基飛行員」的黑人王牌飛行員，他表示自己與蔣中正相處的過程不只沒有感受到歧視，而且還比與白人長官打交道更為愉快。
蔣中正就如艾森豪或者尼克森等同時代的白人領袖一樣，確實對於與黑人相處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感」，可是當他遇到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在空戰表現上絲毫不輸給白人的戴維斯時，卻還是能展現出高度敬佩的態度。甚至就連今天的海峽中線，都是由戴維斯所劃下，足見蔣中正固然有他的時代侷限，卻也在嘗試的與時俱進。
不過這種只尊重加入美國體制的黑人，對體制外爭奪平權的黑人不聞不問的態度，還是讓中華民國難以獲得黑人民族運動的認同。畢竟看在杜波依斯眼中，戴維斯這種加入美國體制，駕駛著F-86軍刀機為「美帝國主義」為虎作倀的黑人比白人更加可惡。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就取代大日本帝國，成為了黑人民族運動尋求解放的精神依靠。
而毛澤東從打倒與瓦解美國的角度出發，也願意繼承大日本帝國，扮演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舵手。杜波依斯在1959年被邀請訪問中國大陸，他在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以及宋慶齡的接見，並且在北京大學的演說中渡過自己91歲的生日。這是杜波依斯奮鬥了一輩子，在美國都享受不到的尊榮，他與他的後繼者們也註定走上了親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
中國國民黨與黑人民族運動的歷史，並沒有到此結束，事實上才剛剛開始而已。筆者將在未來的文章中，直接介紹中國國民黨對黑豹黨的戰爭，敬請期待！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