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府檔案公開後，研究歷史的人還輕信《新生報》的報導作為官民雙方可經談判來解決問題的根據，那就太偏離了一個史學工作者最基本的「證據」原則。
三、蔣縱容大屠殺：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許多對蔣的指控，多數缺乏直接證據，我們先從一手資料看看在228發生後蔣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2月蔣主席致陳儀蒸電：台省軍務主管不變更，繼任人選不必擬議，據報共黨分子己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
「3月蔣主席致陳儀齊電：基隆與台北情況，每日朝夕作3次報告。」
「3月13日蔣主席致陳儀元電：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3月19日蔣主席致白崇禧電：『據劉師長電稱：我軍一營，追擊至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特別注意軍紀，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不許敗壞軍紀。』」
從以上的資料再還原當時台灣情況之嚴峻，大陸烽煙遍地，四面楚歌，蔣在那種處境之中，及時決定派兵，同時嚴令注意「軍紀」，不准「報復」，事後檢討蔣的決定 ，並無不當，至少蔣在他權責範圍之內做了他該做的事，以目前的資料，以及蔣的性格作風都不能證明蔣曾下令或縱容大屠殺。至於蔣派陳儀來台 ，228結束以後沒有處分任何官員等都屬於歷史資料解釋的問題 ，見仁見智，容有不同看法，當另撰文討論。
總之228是歷史悲劇，原因很多，但絕不能單純地歸咎於某個人或國民黨，實際上當時台灣的皇民化分子、流氓、台籍翻譯，退伍日軍以及知識分子錯估形勢，國民黨釋放權力以後，台灣內部的從政狂熱造成群眾集體「歇斯底里」症，瘋狂地打殺外省人等等，都是228惡化的重要原因。
梁啟超說 ：「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一述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為史者，必無暇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亦絕不肯斷斷焉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眾人卸其責也。……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之所以終不進也。」
在缺乏證據，又對蔣生平、性格不甚了了的情況下一股腦把228的責任推給蔣，而不研究當時在日人治台50年後台人性格特色、戰後台灣社會結構特色，把蔣定罪為原凶，正如梁啟超說謂的「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眾人卸其責也」。
評論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往往蓋棺還不能論定，因為無論歷史評論的縱深、全局、因果關係要等到相當時日才能瞭解。228發生迄今58年了，58年的沈思，58年來的資料公開以及資料消化，以及近代史家對蔣個人歷史與蔣個人歷史地位重新評價，我們可以斷言蔣在228事件處理上並無過錯，至少目前的資料可以證明如此。
＊作者為近現史學者，本文為「入了解蔣介石」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