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的緝查私煙事件，結果引起全省性的暴亂，史稱228事件。228事件在兩蔣時代政策性的隱晦不談，時為228歷史禁忌時期，後蔣經國時代到前李登輝時代隨著解嚴，228非但不是禁忌，而且透過知識分子的呼籲、民代的力爭、行政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228的政府檔案也全部公開。
但是228的歷史一面倒的傾向指責國民政府，這一時期的228歷史完全訴諸悲情，大量引用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 ，或選擇性的引用政府檔案，這一段時間的228歷史應該歸類於「穢史期」，坊間有關228的書籍看來像國民黨的文宣，毫無學術價值。這些書籍除了把所有的參與者都描寫成無辜的小白兔以外，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蔣描寫成228的「元凶」、「幕後的劊子手」。
「元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元凶」是犯罪行為，指控別人是「元凶」應該有相當的證據，請看綠色學者的指控及所謂的證據：
（一）蔣是228大屠殺的幕後元凶 。
（二）蔣不該派兵 。
（三）蔣下令大屠殺 。
對於以上的指控多屬捕風捉影，以蔣的個性以及蔣的歷史紀錄，以上的指控大多沒有直接證據或係臆測之詞或係惡意栽贓，除預設立場外還可以發現對蔣的歷史不夠瞭解。
以上3點指控分別解析如下：
一、 蔣是228大屠殺幕後元凶：
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說：「……真相呼之欲出，祇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而己。」這種違背基本證據原則的話出自國史館館長之口，真令人哭笑不得。
二、 蔣不該派兵：
如李筱峰《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聽信特務一面之詞，貿然出兵……」、「……舒桃經手該電報，親眼看見該電文寫明『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在日前可查到的史料，雖無上述舒桃所言之資料，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處斷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1936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辦法的。』」
這些都是道聽途說的二手資料無法求證，不足採信。查李的說法「蔣介石不該派兵」顯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台灣大多數地區實質已經「淪陷」，警察跑光了，警察的武器被暴民沒收了，除了軍隊據守少數據點外，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事實上李文引述3月6日《台灣新生報》新聞標題：
「市內商店全部開市／交通恢復，學校照常上課」（一版）
「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已恢復」（二版）
「台南市內己告平靜／軍政民並同商洽處理辦法」（二版）
「花蓮民情極為平穩／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干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嘉義群情不安／陳少將抵地接洽/紅毛埤方面衝突停止／機場尚未告平靜」（二版） 。
上述報導除花蓮外都不正確，因為當時全島已經混亂，資訊不發達，或當時記者身分不可能瞭解歷史全貌。以當時長官公署面臨的情況是：
台北方面處委會方面：
3月3日以後王添灯佔優勢，蔣渭川失勢 。
3月5日全省各縣市處委會紛紛成立以後，公署權力已被架空。
3月6日處委會提出32條其中第1條就是要求國軍繳械。
台中方面：
3月4日台中市官方機構大多為『民軍』所接管。台中市警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專賣局等機構，都落入民軍的掌握之。
3月5日，『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的各部組織完成。
本日台中市黃市長被『民軍』所擄。
3月6日……謝雪紅為貫徹其主張，抗戰到底，乃糾集400餘青年學生，另在八部隊內組織『二七部隊』……
嘉義方面：
3月4日孫市長及李士榮憲兵隊長，見前來避難的外省人不少，且局面有惡化之趨勢，乃將避難者送往機場後再回憲兵隊。不久憲兵隊受強力攻擊……
3月5日……在機場的國軍部隊這時也處在困境中…他們面對接連不斷的攻擊，水電又被切斷，只有奮力出擊………
3月6日，羅營長在陳漢平少將陪同下，到處委會洽談……
3月7日，高山部隊加入作戰……守軍力竭後，不得不放火焚毀庫房軍資品而全面退到機場。
台南方面：
4日……及第四台長巡視糖業實驗所後，回程為高雄之民眾追擊外，別無他事發生。
5日……運用台灣刑事的關係找出各地角頭，要他們發揮力量，制止當地流氓生事，聲言若不停止，則將翌日開始取締抓人，角頭聞命而去，果然使市面平靜下來。
六日……市面日趨安定，惟市面發現共黨之標語，是日午後全市男女學生數千人集合遊行。
是晚8時，據項台長稱，有十餘奸匪意圖潛入其駐地擾亂，經哨兵發覺，以猛火力擊退。
基隆方面：
6日下午，青年和學生數百人假大世界戲院舉行學生大會……惟要塞司令部指稱，該會「決議決死隊，企圖接收政府各機關，佔領砲台……阻止內陸增援。當經破獲，並先後搜獲黃色炸藥200箱。」
官民間衝突似乎不斷，且有繼續增高之勢。
花蓮方面：
……誠如12日，21師師長劉雨卿電報所稱：「花蓮港秩序平靜。」隨後，軍方報紙亦云：「這次事件發生，花蓮港一般市民均深明大義，力阻陰謀分子及流氓騷動，秩序尚佳。」
台東方面：
總之，誠如當時縣長謝真電告記者：「台東方面在此次事變中，並無多大騷擾。」因此，地方秩序得以迅速恢復，據報告事件期間外省人死亡1人，輕重傷18人，財務損失值新台幣165萬餘元。
從以上的資料顯示，台北方面雖然沒有流血暴動，但是「長官公署已被架空」，處委會對長官公署在談判桌上步步進逼。其他地區2月3日到6日之間除花蓮、台東以外，各地情況在持續惡化，而當時處委會內部權力鬥爭激烈，全台灣或各重要縣市根本沒有可以懾壓全局之領導人物，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也只有派兵一途，至於《新生報》的報導並非事實，當時《新生報》因為全台混亂，交通阻絕，資訊不正確而引起的報導失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政府檔案公開後，研究歷史的人還輕信《新生報》的報導作為官民雙方可經談判來解決問題的根據，那就太偏離了一個史學工作者最基本的「證據」原則。
三、蔣縱容大屠殺：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許多對蔣的指控，多數缺乏直接證據，我們先從一手資料看看在228發生後蔣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2月蔣主席致陳儀蒸電：台省軍務主管不變更，繼任人選不必擬議，據報共黨分子己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
「3月蔣主席致陳儀齊電：基隆與台北情況，每日朝夕作3次報告。」
「3月13日蔣主席致陳儀元電：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3月19日蔣主席致白崇禧電：『據劉師長電稱：我軍一營，追擊至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特別注意軍紀，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不許敗壞軍紀。』」
從以上的資料再還原當時台灣情況之嚴峻，大陸烽煙遍地，四面楚歌，蔣在那種處境之中，及時決定派兵，同時嚴令注意「軍紀」，不准「報復」，事後檢討蔣的決定 ，並無不當，至少蔣在他權責範圍之內做了他該做的事，以目前的資料，以及蔣的性格作風都不能證明蔣曾下令或縱容大屠殺。至於蔣派陳儀來台 ，228結束以後沒有處分任何官員等都屬於歷史資料解釋的問題 ，見仁見智，容有不同看法，當另撰文討論。
總之228是歷史悲劇，原因很多，但絕不能單純地歸咎於某個人或國民黨，實際上當時台灣的皇民化分子、流氓、台籍翻譯，退伍日軍以及知識分子錯估形勢，國民黨釋放權力以後，台灣內部的從政狂熱造成群眾集體「歇斯底里」症，瘋狂地打殺外省人等等，都是228惡化的重要原因。
梁啟超說 ：「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一述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為史者，必無暇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亦絕不肯斷斷焉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眾人卸其責也。……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之所以終不進也。」
在缺乏證據，又對蔣生平、性格不甚了了的情況下一股腦把228的責任推給蔣，而不研究當時在日人治台50年後台人性格特色、戰後台灣社會結構特色，把蔣定罪為原凶，正如梁啟超說謂的「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眾人卸其責也」。
評論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往往蓋棺還不能論定，因為無論歷史評論的縱深、全局、因果關係要等到相當時日才能瞭解。228發生迄今58年了，58年的沈思，58年來的資料公開以及資料消化，以及近代史家對蔣個人歷史與蔣個人歷史地位重新評價，我們可以斷言蔣在228事件處理上並無過錯，至少目前的資料可以證明如此。
＊作者為近現史學者，本文為「入了解蔣介石」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