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政府正大舉反腐。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讓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於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本書指出，通過研究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所經歷的財富極為不平等的發展過程，同時觀察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巨富階層爆炸式的財富增長趨勢，對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釋：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特別是頂級資本的收益率）明顯超過經濟增長率。兩者之差導致初始資本之間的差距一直延續下去（資本持有者只需將資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於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將大部分用於再投資），並且可能造成資本的高度集中。
當然，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產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我想在此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談談累進稅制。
累進稅制的理想形式是對所有收入和資產徵稅，沒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資產水平越高，稅率就越高。在我看來，累進稅制在公平社會裡起著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為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確保知識、技能和機會的傳播過程和諧順暢，社會經濟發展有賴於此。在掃除文盲和全民義務教育方面，中國比別的國家做得好。而說到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解決階層分化以及富家子弟與寒門學子之間日益擴大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之類的現實問題，需要的是充足的公共資金投入。往大里說，中國的福利國家體制亟待建設。
除了為福利國家籌資，累進稅制還能縮小市場和私有財產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特別是限制社會階層頂端的收入及資產的過度集中，必要的話可對佔有最多資源和財富的人徵收重稅。應通過儘量心平氣和、講求實際的公開辯論來制定相關稅率，參照歷史經驗教訓，著重探討追求經濟發展和創新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程度是否合理，以及該社會中不同階層享受到的增長率分別是多少。
累進稅制的最後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資產變化透明化、公開化。一直以來都是如此：除了籌資和再分配的作用，稅收還可用以區分各種法定類別和統計類別，讓社會更好地認識自身，並依照經濟和社會現實的演變來採取相應的政策（尤指徵稅率，但不限於此）。這必須基於公開可靠的信息。如果缺乏這樣的信息，政治辯論往往憑藉對不同階層的人群所佔有資源的想像來討論問題，導致民粹主義滋生，得出錯誤結論。不要體溫計是不能讓發熱的人降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