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香港政府正在加大對政治言論和公民活動的懲罰力度，包括根據去年6月頒布的《國家安全法》，但當局在粗暴對待香港長期受人尊重的法律制度方面的能力正受到一些限制。香港的司法制度是英國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充滿了長袍和假髮的傳統，但也有正當程序、普通法判例以及獨立的律師、大律師和法官。因此，律師、法官、國際社會和香港普通法制度本身的原則正在出現對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的抵制，這也許並不奇怪。過去一個月的事件突顯了這些相互競爭的趨勢，對香港的法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不斷擴大的鎮壓
一月份，香港各地發生了一輪大規模逮捕。 1月6日，香港警察根據《國家安全法》拘留了50多名活動人士和政治人物。官員聲稱，這些人在去年7月舉行初選（選舉隨後被推遲），選出代表前民主陣營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從而犯下了「顛覆罪」。警方從被拘留者手中扣押了200多種數位設備，據報導，這些設備被送到大陸當局以進行數據提取。除逮捕行動外，警方還查訪了至少三個新聞機構的辦公室，出示搜查令要求提供與7月初選有關的文件。
幾天之內，當局命令本地互連網服務提供商封鎖對一家維權網站的訪問，這一手法在中國內地廣泛使用，但在香港卻很少見。被封鎖的網站《香港編年史》是一個平台，民運人士使用它來曝光警察（其中包括參與攻擊示威者的警察）並暴露親北京的企業。雖然香港寬頻網路在1月13日宣布停止用戶訪問該網站，但《香港編年史》的編輯陳妍茵稱，早在1月6日，用戶訪問該網站時就有困難。
然後，在1月14日，警察逮捕了11人，因為他們向去年夏天乘船逃往臺灣的活動人士提供幫助。被捕者包括律師兼區議員黃國棟，他曾在12名民運人士被中國內地警方拘押後向他們提供法律援助。 12月30日，深圳一家法院以非法越境罪名判處「香港12人」中的10人徒刑七個月至三年不等。中國當局還威脅要吊銷聘請來代表他們的律師們的執照。
法律上的障礙和國際反制
這些例子表明，香港政府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正影響越來越多的居民和言論形式。但它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法律障礙。儘管《國家安全法》賦予當局廣泛的權力，可以將政治異議定為刑事犯罪，但法律專家認為，這些案件的政治敏感性以及香港自身的普通法制度，意味著當局仍然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案件。因此，警方尚未對1月6日被捕的50多名活動人士中的任何一個提出正式指控。除了一個人外，所有其他人都已被保釋，儘管他們的護照被沒收以防止外國旅行，他們設備上的資訊可能會被用來挖掘他們涉嫌犯罪的證據。
1月18日，三名去年7月因「煽動分裂國家」而被拘留的學生積極分子成為第一批根據國家安全法被逮捕的人，他們被警方無條件釋放，不過警詧告訴其中一名學生，他們可以收集更多證據，重新逮捕她。兩天後，英國出生的高級律師佩里（David Perry）辭去了對9名前民主宣導者的主訴職務，這9名前民主宣導者與2019年的和平抗議有關，此前英國的律師和決策者對他參與此案提出了道德問題。
過去一個月來，香港法律體系的最高階層也在發聲保護香港的司法獨立。1月11日，張舉能宣誓就任香港新任首席大法官。張舉能在就職演說中批評了對司法機關的政治壓力和攻擊，指出司法機關「必須是而且必須維持是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機關」。
外國政府也對在香港加劇的國家鎮壓作出回應。1月10日，美國、澳洲、英國和加拿大外交部長的聯合聲明對1月6日逮捕數十名民主運動人士表示「嚴重關切」。時任美國國務卿候選人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推特上稱，逮捕行動是「對那些勇敢宣導普世權利的人的攻擊」。針對逮捕行動，布林肯的前任龐畢歐（Mike Pompeo）宣佈對六名官員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北京中央香港與澳門事務領導小組副主席和香港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展望未來
對香港民運人士的鎮壓肯定會持續到整個2021年，其中可能包括加深媒體和互連網審查制度，以及可疑的選舉改革。儘管如此，如果檢察官和法官，甚至是那些處理國家安全法案件的人，感到受到公眾和國際壓力，不僅要保留法治的外表，還要保留某些正當程序，那麼北京和香港官員將面臨兩個不具吸引力的選擇。他們要麼為這種保護留有餘地，從而導致可能的無罪釋放那些被視為中國共產黨高調政敵的個人；要麼他們效仿中國大陸的做法，進行大規模的任意拘留和審查，包括法律專業人員他們本人（也會成為被針對的對象），進一步損害香港作為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金融中心的聲譽。
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和壓力，不僅來自各國政府，也來自商界，對於盡可能地向保持法治的方向傾斜，從而使有些自由的香港得以存在還有些希望，將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如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問的那樣，那個重要而難答的問題依然存在：「香港法院對要求他們採取更像內地法院做法的壓力，能抵制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