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商榷
一般目的與手段的論證，主要糾結於「手段能不能達成目的」、「有無其他較不激烈的手段可以達到相同目的」以及「目的與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在第一個面向上，佔領國會絕對有辦法達成阻斷立法與憲政程序，但是闖入、佔領行政院就不是如此良好地達到上述的目的，或許可以達到「脅迫政府讓步」的效果。但第二與第三個面向則需要好好討論。
（一）有無其他手段呢？
首先，有無其他手段的問題，我們得從程序的「可預期結果」來看。台灣當時由國民黨完全執政，因此體制與程序上來說，國民黨可以推動所有想要通過的議案；而服貿屬於對外協議或是條約，基本上法院沒有管轄權。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若無特殊手段阻止，那的確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阻擋服貿通過、生效。
相較台灣，川普支持者的選舉舞弊指控，多了法院體系的管道，但是其案件紛紛被法院駁回或是拒絕受理，一方面是選舉舞弊是政治議題，法院可能認為高度政治議題必須政治解決，另一方面，選舉舞弊是非常強烈的指控，必須要用非常嚴格的標準審視，因此需要大量且嚴謹的證據佐證舞弊，但即使真有舞弊，也不一定拿得出法院認可的證據。而在憲政程序方面，雖然有論者提到，國會並非民主黨獨大，因此有合理的制衡與監督，但在認證選舉結果的程序上，並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美國程序是這樣：在副總統（聯席會議形式主席）主持下開始認證，若對特定州有異議，必須有參眾各一名議員提出書面異議，並由參眾兩院各自辯論表決，必須在參眾兩院都拒絕選舉認證，才可以在憲政程序上否決特定州的選舉認證。由當時的國會政黨分佈來看，眾議院由民主黨掌握，參議院由共和黨掌握，因此在可預期到眾議院絕不可能通過「拒絕認證」的議案，在憲政程序內，根本不可能阻止選舉結果的認證。
也就是說，2個案例都能以可預期結果論證手段的合理性，但美國的案例則需要證明「法院審查太過嚴苛」或是「法院存在偏見」。
（二）有無違反比例原則？
有無違法比例原則，則必須要從不作為（不行動）的後果「是否過於巨大」以及「是否可逆」兩個面向去討論。負面後果必須夠大，才能證成暴力的佔領，後果不可逆，才有暴力的必要；若後果巨大且不可逆，更有採取暴力的合理性，反之則否。當然，後果的巨大與不可逆並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
以後果的負面程度來看，若太陽花學運沒有佔領國會，服貿便會通過，那造成的影響主要是經貿上台灣與中國更加緊密，而台灣或許經貿上更加依賴中國，失去經濟自主性，另外台灣各類服務業者可能會遭遇中國服務業的挑戰；然而，台灣與許多國家簽訂貿易協議，也的確造成國內經濟的轉變甚至衝擊，但並沒有引發反對，我們必須思考是否得特別保護服務業，否則農民會很冤枉。是否可以直接將後果訴諸「喪權辱國」或是「侵害主權」，就必須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或是與其的敵對關係，但很明顯這個問題需要極大的實際論證，否則只是政治攻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