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故事：多年前，我的一位友人在軍中與人發生財務糾紛，退役後對方心有不甘，於是勞動一位校級政戰官出面，直接找上憲兵單位，派憲兵直接在街頭逮人...最後勞動趙少康上台質詢，開場第一句話就是「我實在搞不懂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台灣解除戒嚴後軍方違法越權的實例，最後軍方內部如何處理不得而知，但友人一家大小確實飽受困擾。如今，解除戒嚴已逾30年，軍公教公然違法的事情已經很少見，但借用行政裁量權來打擊異己卻似乎已經蔚然成風。
行政裁量權的利弊得失
雖然許多人可能沒有聽過行政裁量權(managerial discretion)一詞，但只要和公僕(公職人員)打交道，就必定會受到這種權力所影響。簡單的說，民主國家的法令不可能鉅細靡遺，立法之際無法顧及所有可能的事項或狀況，因此授權給執行公務者，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可以自行決定要如何處理。這點也適用於企業和其他組織。
我相信許多年歲較長的民眾都曾經有過經驗：到各級政府機關辦事時，櫃檯人員經常是臭著一張臉。我甚至曾經因為反戴鴨舌帽，被櫃檯警衛直接叱責說「把帽子戴好」！這就是行政裁量權的一部分。在任職機構沒有訂出「為民服務態度規範」這類SOPs之前，他們有權力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對待民眾…臭臉和叱責可能是反映出「我是官，你是民」的心態。
反過來，我也曾經是行政裁量權的受益者。當時我還在念碩士班，騎機車不慎而紅燈違規右轉，被交通警察攔下來，交談幾句話後那位警員體恤我的經濟狀況，把違規事實寫成「機車髒汙」。該警員是出自於善意，讓一個騎著快要散架的機車，全身上下都是地攤貨的窮學生，不致於因為一時疏忽而餓肚子大半個月！
因此，行政裁量權確實有其必要，避免在「無法可管」的情況下損及人民權益，而且也可望收到「情理法兼顧」之效。然而，行政裁量權當然也會被誤用、濫用而損及人民權益。前述臭臉和叱責都是小事情，不肖稅務人員濫用「選件抽查」的權力就嚴重了，許多業者曾經面對「不給錢就查稅」的恐嚇，致使主管機關被迫公布「三節期間不查稅」的政策。
「恐龍法官」則是眾所周知的範例，雖屬司法單位，可以稱之為法令解釋權，但行政官員同樣擁有這種權力，因此理應視為行政裁量權的一部分。我印象最深刻的恐龍法官判例是，雖然有「強行擁抱」和「舌頭伸入口腔」等事實，法官還是根據「不足以引發性慾」而裁定無罪。我個人研判，若其中不涉及賄賂或性別歧視，就是因為承審法官是個斤斤計較於法條，置立法宗旨於不顧的法匠與酷吏。
提升到中央層次。由於各種施政方案都分別有其優劣得失，而且通常都不在法令規範之列，因此包括總統在內，中央級公僕在蒐集、解讀各種方案的相關資料上擁有行政裁量權。例如，馬英九和蔡英文政府先後推動「改裝LED燈」和「發展離岸風電」的環保政策，但之前並沒有法令規定政府必須做這些事情，若沒有行政裁量權則國家必定只能原地踏步。 （相關報導： 把關外國人居家檢疫 外事警察全台追蹤5萬外國人 使命必達守護台灣疫情 ｜ 更多文章 ）
但中央層次的行政裁量權同樣可能被誤用或濫用，而且對民眾權益的侵犯也可能更嚴重。包括在政治決策上選擇符合特定政黨利益的方向，在經濟決策上選擇符合特定團體利益的方案等等，都可能足以大幅動搖、改變政黨勢力和國家財富的分配狀況。這也是以保障人民權益為首要考量的民主制度當中，必須有新聞與言論自由做為配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