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誰是解放軍空軍大元老？朝鮮半島上空的汪「偽」飛行員

這兩年來，海峽兩岸空軍都走了不少老英雄，比如台灣的黑貓中隊U-2飛行員張立義少校與擊墜兩架米格機的歐陽漪棻上校，就先後於2019年6月12日及2020年5月5日離開人世。至於中國大陸，則分別在2018年3月3日和2020年8月2日送走了林虎中將和王海上將兩位元老級飛行員。曾經在朝鮮半島上空駕駛MiG-15與F-86對陣的他們，後來都在解放軍空軍中擔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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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的王海，在今年8月份去世，可能會讓人們懷疑是否中共空軍的「韓戰世代」已凋零殆盡？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因為林虎與王海兩人固然是去世了，可是帶出這兩人的教官卻還活著，他就是現居上海的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空軍副參謀長張華大校。那麼這位空軍大校，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歷史背景呢？

筆者過去曾經多次撰文，介紹了關東軍第2航空軍第101教育飛行團第4練成大隊的大隊長林彌一郎協助中共成立空軍的故事，張華的背景與這段歷史有密切的關連。不過張華既非日本人，也不曾在日本陸軍航空隊服務，而是來自於中華民國空軍。只是此中華民國空軍非彼中華民國空軍，是由汪精衛政權在日軍協助下於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空軍。

無所不在的派系之爭

倒是東北軍閥張作霖，靠著南苑航空學校培訓出的人才為基礎，再加上來自法國還有日本的顧問幫忙，成立了北洋年間全國規模最大的東北航空隊。1928年北伐成功後，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只實現名義上的統一，包括東北航空隊還有由大元帥府航空局演變而成的廣東航空隊都由表面上歸順中央，實則保持即大獨立性的地方實力派所控制。

而且除了張學良的東北軍與陳濟棠的粵軍之外，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等反蔣的地方軍閥都曾擁有過自己的飛行武力。若非日軍發動「九一八事件」強佔東北，將以高志航為代表的少數愛國飛行員趕到關內投效中央，擁有240架飛機、146名飛行員與197名地勤人員的東北航空隊不會被消滅。若非對日抗戰爆發，同樣也不會有廣東還有廣西飛行員在1936年的起義來歸。

這些空軍元老們，因為不滿筧橋航空學校畢業的後起之秀取代自己，走上了與蔣中正分道揚鑣之路。恰巧汪精衛在1940年3月30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也需要仰賴成立自己的中華民國空軍來與重慶的中華民國空軍爭奪正統地位，便向這些敵視蔣中正的航空元老們招手。以這些元老為基礎，汪精衛得以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編制下設立航空署。

汪政權空軍的草創元老，多為自認遭受蔣中正排擠的東北或者廣東航空隊元老。比如和高志航、葛世昌一起被張學良派往法國受訓的白景豐，就是過去東北航空隊「八大金剛」的一員。高志航是誰大家都知道，葛世昌則是前空軍副總司令，中華民國駐拉脫維亞大使葛光越、黑蝙蝠中隊烈士葛光遼以及葛光豫等三位空軍先進的父親，想必白景豐也一定是位優秀的飛行人才。

日軍扶植的中國空軍

「九一八事變」後，白景豐隨高志航、葛世昌一起進關投效中央空軍，於筧橋中央航空學校擔任飛行教官。然而白景豐在中央空軍裡的發展，顯然沒有如高志航、葛世昌那般如意，所以他最後投效汪政權空軍，最後還當到航空訓練處高級教官署少將主任。戰爭末期擔任汪政權空軍參謀次長的姚錫九，雖然是來自江蘇省宿遷縣，卻同樣是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前東北三省航空處總務處處長。

顯見東北航空隊出身者，參加汪政權的比例相當之高。然而在做出最後的結論以前，筆者必須強調汪精衛是廣東人，而廣東航空隊雖然是當今中華民國空軍的前身，可是其眾多元老同樣不喜歡來自浙江的蔣中正，更不希望自身的獨特地位為筧橋航空學校畢業的「小老弟」所取代。基於這樣的心裡，早期汪精衛政權空軍內的廣東體系飛行員也不少。

比如身為汪精衛夫人陳碧君之弟的陳昌祖，就透過自己姐姐的關係取得了航空署署長及中央航空學校校長的職務。以「四哥」稱呼汪精衛的陳昌祖，在回憶錄中指出，許多在1936年懷抱熱誠起義參加中央空軍的廣東飛行員，後來都因為遭到筧橋系統人馬排擠，紛紛離開重慶國民政府投向南京國民政府的懷抱，壯大了親日派的中華民國空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主要裝備來源，在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協助下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重慶的中華民國空軍在美國幫助下，實力就此遠超過南京的中華民國空軍，成為世人公認的中國空軍，然而並非每一個在蔣中正政權下服役的中國飛行員都有飛黃騰達的發展。

比如在中美空軍混合團第5大隊第17中隊服務的周仕仁，就於1944年6月24日駕駛了一架隸屬第11大隊43中隊的P-40N戰鬥機，飛往湖北白螺磯機場投效日本陸軍航空隊飛行第48戰隊。根據押尾一彥與野原茂兩人合寫的《日本軍擄獲機秘錄》紀載，他是因為與美國飛行員「關係惡劣」才鋌而走險駕機叛變投效日軍的。

可來自大陸方面的文獻，則指出周仕仁是在執行完一次對日作戰任務後，迷航迫降到了白螺磯機場而為日軍所俘虜。總之無論他是否真心信仰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周仕仁都在改名為周致和後加入南京的中華民國空軍，於江蘇常州的航空學校擔任少校教官。他們看在重慶國民政府眼中，通通都是數典忘祖的漢奸之輩，可是張華的情況卻又與他們不是那麼一樣。

信仰大亞洲主義的青年飛官

蔣中正向來把空軍視為自己的子弟兵，看待他們比黃埔系的軍官可能都還要嚴厲，所以凡是抗戰期間叛逃到日軍陣營的飛行員，通通都注定將在日本戰敗後難逃逮捕下獄甚至槍決的命運。然而原名趙迺強的張華，卻不在被逮捕的漢奸名單之中，因為他並不是從抗日陣營叛逃到親日陣營的中國空軍元老，而是在1941年才加入汪政權空軍的知識青年。

趙迺強1923年生於吉林省樺甸縣，他所居住的土地從其有記憶以來就已經成為滿洲國的土地。換言之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充滿日本人的環境中，雖然知道日本人對中國人有差別待遇，卻也沒有強烈的抗日思想。他與筆者訪問過的滿洲國軍飛行員蘇煥忠一樣，曾經有意報考滿洲醫科大學，卻不幸落榜。既然無法在東北當醫生，他便決定前往關內投效在四川大後方當教授的舅舅。

從趙迺強的這段經歷來看，並非所有到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的知識青年，都懷抱著上戰場打日本鬼的豪情壯志。趙迺強純粹只是因為滿洲國對醫學技術的要求太高，才打算到急需醫生的大後方另謀高就。可要從汪政權統治區前往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卻沿途都要接受日軍或者和平軍的盤查審問，如果被當成抗日青年可就小命不保了。

所以經過理性分析，趙迺強決定留在南京等待考大學的機會，直到盤纏用盡之後，才決定報考汪精衛政權的中華民國空軍。趙迺強除尋求溫飽外，還來自於他本人對汪精衛大亞洲主義的認同。1941年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雖然趙迺強未必那麼喜歡日本人，可是對於黃種人團結起來驅逐「英美殖民主義」的觀念還是相當認同的。

換言之，在1941年報名參加汪政權空軍的知識青年，也有屬於他們的民族主義和救國情懷，只是他們的民族主義和救國情懷與同一時期前往重慶參加中華民國空軍的知識青年有些許不同罷了。只是加入汪政權空軍之後，趙迺強很快認知到所謂「中日提攜」與「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日本人喊得政治語言，因為日本人打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中國是可靠的軍事盟友。

外加日本資源不足，在向東亞友邦提供戰機方面的小氣程度比起納粹德國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抗戰勝利以前，南京政府的中華民國都沒有從日軍手中得到過一架戰鬥機。唯一飛過日本陸軍航空隊中島一式戰鬥機「隼」的汪政權飛行員，據兩岸航空迷的考據可能只有來自台灣的許聲泉。許聲泉之所以被允許駕駛戰鬥機，還是因為他在法律上被認定是日本人的關係。

延安是汪政權飛行員的唯一出路

由於日軍害怕中國飛行員叛逃到國共兩軍，或者在空戰的過程中反過來將槍口對準日本飛行員，張華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報名參加汪政權空軍的青年學子不被允許駕機參戰。尤其進入戰爭末期之後，日本與汪政權一方面宣傳美軍對淪陷區的轟炸，意圖激起中國軍民的反美情緒，可又不敢讓汪政權的飛行員駕機起飛迎戰，怕他們目睹到日軍在空戰中不敵盟軍的事實。

對於二式單座戰鬥機「鍾馗」、二式複座戰鬥機「屠龍」、三式戰鬥機「飛燕」與四式戰鬥機「疾風」等新銳日軍戰鬥機，張華等中國飛行員只能看著乾瞪眼。久了之後，他們對日本宣傳的大亞洲主義產生懷疑。抗日情緒不斷滋長，飛行員們私底下高歌《義勇軍進行曲》，甚至偷偷駕機投奔重慶的案例層出不窮，反而更加強化了日軍對中國飛行員的不信任。

白景豐與周致和等常州航空學校教職人員，在汪精衛政權要求下開始安撫張華等年輕學員，以防止更多學員產生投奔重慶的想法。然而眼見日本即將戰敗，白景豐與周致和都知道他們不能坐以待斃等待重慶國民政府重返南京，將他們通通處以極刑。對於這些空軍的叛徒而言，幸運的是重慶國民政府並非當時唯一的中國政權。

準備在日本投降後搶奪江山的中共，此刻也急需爭取航空人才來建立與中華民國空軍分庭抗禮的紅色空軍。對白景豐與周致和，尤其是空軍官校第10期畢業的周致和而言，中共幾乎成為他們求生存的唯一希望。駕機投效日軍的周致和不只是空軍的叛徒，更是筧橋的叛徒，只要落入蔣中正手中必然只會落得死刑的下場。

於是周致和便透過因為立場親共，而遭到汪政權空軍除名的少尉飛行員黃哲夫與蘇北的新4軍取得聯繫，準備一等到日本投降就組織大夥投效中共。然而中共要求周致和除了帶人之外，還必須帶出至少一架飛機來展現自己的誠意，也就是所謂的「投名狀」。而從機場駕駛飛機起飛，又必須得到日本顧問批准，而已他這麼一位有叛逃紀錄的前重慶空軍飛行員，是很難辦到的。

解放軍的第一架飛機

相對於有叛逃紀錄的周致和，趙迺強等從常州航空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更受日軍信任，是周致和組織汪政權空軍集體投效中共所必須要爭取的對象。對於比較有遠見的青年飛行員而言，他們似乎體悟到自己即便罪不致死，勢必也不會獲得重慶歸來的中華民國空軍所重用。畢竟從抗戰末期開始，中華民國空軍走上了全面的「美國化」道路，已經沒有他們這些日系航空人才的用武之地。

中華民國空軍不排斥無投敵前科的汪政權飛行員加入，但是他們一律被要求重新報考返回筧橋的空軍官校，對於已經在常州航空學校畢業並取得少尉飛行員身份的趙迺強而言顯然是浪費時間。所以他與另外一位少尉飛行員管序東都在周致和遊說下，做出了飛往延安的決定。幫助中共推翻會治罪他們的國民政府，是他們唯一能洗刷自己「漢奸」罪名的方法。

此刻汪精衛已經去世，汪政權空軍擁有建國號、淮海號與和平號三架由立川一式雙發高等教練機改裝而成的行政專機停在南京明故宮機場，由大日本航空負責管理。比起在汪政權空軍裡更常見的主力機種，同樣由立川飛行機研發的九五式練習機而言，體積較大的一式雙發是周致和心目中最適合執行「起義」任務的機種，能為中共載去更多的飛行人才。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正式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日軍嚴格執行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只向蔣委員長投降的命令，強化了對南京明故宮機場的飛機管控，以防止和平建國軍將領叛逃延安。若非蔣委員長從反共的角度出發，命令南京國民政府陸軍部長葉篷將軍擔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7路軍司令，周致和永遠不會有取得飛機的機會。

也因為葉篷將軍需要搭機前往漢口接受蔣委員長的委任狀，而他又與周致和同為湖北同鄉，於是周致和就被指派擔任其座機建國號的駕駛。靠著這一層特殊的關係，周致和如願以償的在8月19日取得建國號專機的控制權，並且在將葉篷將軍送抵漢口以後，飛往揚州機場與趙迺強、管序東與黃哲夫三人會合，準備一起飛往延安。

原來在1943年從航空學校畢業後，趙迺強與管序東因為汪政權空軍沒有作戰單位，只能繼續留校擔任少尉飛行教官，並跟著航空學校一起由常州轉移到揚州機場。在把葉篷將軍載到漢口之後，周致和便取消了飛回南京明故宮機場的原定行程，以建國號需要補充燃料為由轉場揚州機場。而且建國號的加油工作，還是靠從小在滿洲國長大，精通日語的趙迺強與日軍交涉才順利完成。

接掌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

除了趙迺強、管序東與黃哲夫三位飛行人才之外，周致和還以「到上海去玩」為理由，欺騙地勤人員沈時槐與黃文星兩人一起搭上了飛往延安的建國號專機。所以涵蓋四名飛行員與兩名地勤人員，總計有六名汪政權空軍人員是駕駛飛機投效中共的。趙迺強因為技術優秀的關係，被選為建國號的副駕駛，所以他稱得上是這場叛逃行動的第二號人物。

可實際上，恐懼被國民政府處罰的汪政權空軍人員又豈止是駕駛建國號飛往延安的這六人而已。包括揚州航空學校上校教務主任何健生、飛行員吉士志、轟炸員秦傳佳以及機械士陳靜山在內的其他20餘名汪政權空軍要員，在航空訓練處高級教官署少將主任白景豐帶領下，徒步走到位於江蘇鹽城的新4軍司令部向軍長陳毅報到。

這兩批人員的到來，讓中共突然之間的得到了一批精通飛行、地勤、教育以及幕僚作業的空軍人才。等到中共以林彌一郎的第4練成大隊為基礎，建立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之後，考量到周致和與白景豐帶來的人才都精通日語，他們迅速被派往吉林省通化縣擔任這所航空學校的教職人員。事實上，就是扮演日本教官與中共學員的溝通橋樑。

或許是為了避免留在政府控制區的家人被找麻煩，也或許是為了與過去的自己一刀兩斷，幾乎所有在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擔任要職的前汪政權空軍人員都改了名字。周致和改成蔡雲翔，白景豐改為白起，管旭東改為顧青，沈時槐改為陳明秋，黃文星改為田傑，吉士志改為吉翔，趙迺強則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叫張華的新名字，意即「張開翅膀，保衛中華」。

一般情況下，中共不會把部隊或者軍事院校的實權交給非共產黨員出身，或者剛剛「起義來歸」的「舊軍隊」人員。就算部隊的首長是由這些「舊軍隊」擔任，也必定會派遣政治委員或指導員進入以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可航空技術實在不是意識形態所能輕易凌駕，所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除校長常乾坤為老一代受蘇聯航空訓練的中共黨員外，其他職務都由汪政權空軍人員掌握。

比如組織建國號叛逃的蔡雲翔，就擔任教育長職務，形同握有整個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的實權。另外一位叛變領袖白起，則出任航空學校副校長。其他重要職務，也清一色由汪政權空軍人員擔任，比如訓練處長為何健生、飛行科長為吉翔、航空理論教育科長為于飛。就連被騙來的田傑與陳明通，也被賦予了機務大隊長和副大隊長等要職。

「大東亞戰爭」的接力賽

至於張華本人，擔任的是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最重要的任務，即協助中共飛行學員與日本教官溝通的翻譯科科長。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有機會與王海還有林虎等中共空軍元老們廣泛接觸，甚至得到他們的敬重。因為如果沒有張華擔任雙邊溝通的橋樑，不懂日語的他們是不可能從日本教官口中學到飛行知識的，更何況是後來在朝鮮半島上空駕駛MiG-15。

張華在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的工作，其實與他過去在常州或者揚州的航空學校做的事情沒有什麼不同，就是和日本飛行教官打交道。不過在中共的領導之下，林彌一郎等日本教官對待中國學員的態度遠比過往汪政權空軍裡的日本顧問謙遜。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無法如同過去般限制中國人飛任何精銳戰機，即便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的主力清一色為立川九九式高等練習機。

不過當年只有台灣人許聲泉被允許駕駛的一式戰鬥機「隼」，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還是有幾架可用，相信身為翻譯科長的張華此刻是可以「飛飽飛滿」的。對於來自南京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而言，中國共產黨不只讓他們的飛行技術不會被埋沒，還滿足了過去日軍和汪精衛政權無法給予他們的民族尊嚴，也難怪張華他們會一條心的跟著毛澤東走。

更重要的是，就連張華所畢生信奉的大亞洲主義，都在韓戰爆發中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與朝鮮人民軍空軍所共同實現。不只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是由日本陸軍航空隊和汪政權空軍所一手培訓而成，北韓的朝鮮人民軍空軍50名草創人員中，同樣有40人是來自日本陸軍航空隊或者滿洲國軍飛行隊，其頭號王牌飛行員金基玉中將與後來官至副司令員的李驊中將都出自過往的日本軍。

所以無論是過去日本殖民時代宣揚的「內鮮一體」，還是日本在中國宣揚的「中日提攜」，都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而得到實現。中日韓三國的航空人員，一起駕機對抗以美軍為主體的聯合國軍，被許多日本右派視為「大東亞戰爭」的延續，而且還是一場更為平等的「大東亞戰爭」。張華的地位，在韓戰爆發後也得到跳躍性的提升。

他在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指派下，先是出任空軍混成第4旅第10驅逐機團副團長，再以此為基礎協助將空軍混成第4旅擴編為航空第4師，即中共空軍歷史上的第一支航空師。中共投入韓戰後，張華出任空軍第2師第4團的副團長，以蘇聯提供的拉沃奇金設計局（Lavochkin）La-11螺旋槳殲擊機為主力，投入他這輩子的第一次實戰。

解放軍空軍的第一場對地支援作戰

過去提到中共軍事史上第一場海陸空三軍聯合作戰，我們首先提到的是1955年1月的一江山戰役。可實際上，解放軍空軍執行的首次對地支援任務卻發生於1951年11月6日，即韓戰期間空襲大和島的行動上。而當天張華就奉命率領第4團第1大隊和第2大隊的16架La-11殲擊機，為志願軍空軍第8師第22團第2大隊的九架Tu-2轟炸機提供空中掩護。

到底在這一場被稱呼為「空襲大和島」的戰役中，志願軍空軍取得的戰果是否有中共聲稱的那麼大，筆者直到今天都還有疑問。而且如果La-11真的在空中遭遇美國空軍的F-86，張華斷然沒有存活到今天的機會，可無論如何這場戰役還是中共空軍第一場支援陸軍作戰的經驗，有相當大的歷史意義，甚至還直接影響了與台灣有關的一江山戰役。

無論如何，張華領導的16架La-11全數平安返航，他也順利成為解放軍空軍的空戰英雄。相信汪政權空軍出身，二戰時只能坐冷板凳的張華肯定為自己能在韓戰中給美韓聯軍造成困擾感到滿足。只是汪政權空軍的出身，在強調自己為抗戰「中流砥柱」，且戰時主要與和平建國軍交戰的中共面前仍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所以他在中共空軍裡始終只能擔任副職。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代，除了在內戰末期因空中意外死亡的蔡雲翔和吉翔兩人之外，幾乎所有投共的汪政權空軍人才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政治整肅。可是比起那些從中華民國空軍飛到中共陣營的飛行員而言，前汪政權空軍人員還是幸運的一群人。畢竟日本帝國與汪政權都已經滅亡，可中華民國政府仍存在於台灣，所以中共對前國軍人員的殘酷是遠高於前「偽軍」人員的。

首位駕機投靠中共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劉善本，就沒能渡過那10年的政治浩劫，而張華等人最終還是活到了改革開放，並且得到鄧小平的平反，才有他在1978年出任濟南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的機會。雖然有相當長的時間，中共政權不願意公開提及張華在轟炸大和島戰役中的表現，可是在成為空軍司令員的王海堅持之下，他的「功勳」最終還是得到黨中央表揚。

如今隨著中共與美國關係越來越惡劣，與日本的關係又逐漸改善，關於林彌一郎培訓初代共軍飛行員的故事，再也不是歷史禁忌。相信在習近平的大力推廣之下，未來中國大陸宣傳的空軍英雄，不會再是你我在台灣所熟悉的高志航、李桂丹、劉粹剛、樂以琴與沈從誨，而會是蔡雲翔、白起、吉翔、何健生、于飛與張華等解放軍空軍真正的元老們。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