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邁向不戰而屈中共之兵—中美關係及台灣處境

2020-11-13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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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此次美國總統大選中,台灣人被外媒認定為最挺川普的外國人,此種態度雖不難理解,卻曝露了我國幼稚而危險的資訊選擇和國安判斷。(美聯社)

作者指出,此次美國總統大選中,台灣人被外媒認定為最挺川普的外國人,此種態度雖不難理解,卻曝露了我國幼稚而危險的資訊選擇和國安判斷。(美聯社)

大夢初醒,為時不晚

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台灣人被外媒認定為最挺川普的外國人。此種態度雖不難理解,卻曝露了國人非常幼稚而危險的資訊選擇和國安判斷。當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早就說過:曆史狡狤, 無法預測將來。如果預測拜登當選的人也許還有點客觀 (其實也很離譜)的民調為基礎,堅信川普當選的人,那就完全是主觀加錯誤的希望和瞎猜。但是, 我看到台灣有些專家學者,電視名嘴,甚至決策領導,一窩蜂仰賴的川普必然當選的「證據」,是美國極端種族主義,和法西斯或陰謀論組織 (像Qanon),或大紀元之類,毫無公信力的文宣。由這樣離譜的判斷形成了一股「挺川保台」的主流民意,是想把台灣帶到什麽夢幻境界,着實令人心中滴血,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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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在分析中美關係現在及將來的可能走向,揭發「挺川保台」原來不過是水中撈月的幻像,指出原来無論拜登或川普當選,沒有改變美國在亞太的基本國家利益,把對台灣未來的思考, 拉回現實。在現實的基礎上,大家共同探討台灣處境。希望還能不戰而屈中共之兵。

所謂 「修昔底德」泥淖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是古希臘雅典的一位將軍和歷史學家,著有一本關於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名著。他指出:當一個政體崛起要成為霸權,取代現存的霸權時,戰爭從而發生。哈佛大學前政府學院院長艾里生 (Graham Allison) 稱之為:「修昔底德泥淖」 (Thucydides Trap,我不翻譯為 「陷阱」, 不取其故意害人的錯覺。)根據他的研究,歷史上有不下十六次這種現象,只有四次沒有發生戰爭 (參見附圖藍色歷史事件)。例如德國在二次大戰之後復興, 并沒有引發英法對其發動戰爭。但例如十九世紀日本興起,導致中日甲午戰爭, 及日俄戰爭。

歷史上有不下十六次「修昔底德泥淖現象」,意指當一個政體崛起要成為霸權,取代現存的霸權時,戰爭從而發生,十六次中只有四次沒有發生戰爭。(黃維幸提供)
歷史上有不下十六次「修昔底德泥淖現象」,意指當一個政體崛起要成為霸權,取代現存的霸權時,戰爭從而發生,十六次中只有四次沒有發生戰爭。(黃維幸提供)

中國是新興强權

世界霸權的定義, 不一定是要以軍力為唯一標準。一個國家的統合能力才是判斷國力比較有意義的指標。從下列圖表可以看出來,中國在:汽車製造 (2009);工業製造 (2011);貿易夥伴;中產階級;千萬富翁;太陽能;超速電腦;人工智能 (2016);全球發展;國民所得 (2014)等領域都早已領先世界。所以,它是不折不扣的新興强權, 可能引起美國這種既成霸權的憂慮。

中國在汽車製造(2009)、工業製造(2011)、貿易夥伴、中產階級、千萬富翁、太陽能、超速電腦、人工智能(2016)、全球發展、國民所得(2014)等領域都早已領先世界。(黃維幸提供)
中國在汽車製造(2009)、工業製造(2011)、貿易夥伴、中產階級、千萬富翁、太陽能、超速電腦、人工智能(2016)、全球發展、國民所得(2014)等領域都早已領先世界。(黃維幸提供)

中國大陸當前的弱點

不過, 即使是認為有所謂修昔底德泥淖的專家也小心指出:不是霸權興起就一定導致戰爭。還必須新興霸權 (中國) 搆成對現成霸權 (美國) 的威脅,使後者心生恐懼, 才有戰爭的可能性。

中國漸漸強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不能像大陸很多國關專家,看到一些進步就腦筋發漲,自我陶醉,認為中國已經不可一世。至於當前的中國有些什麽弱點?一般認為:

  1.  天生的複雜地理環境,有十四鄰國環繞。

  2. 能源相對缺乏。

  3. 盟國死黨不多。

  4. 人口結搆老化。

  5. 政治權力過度集中。

  6. 人均所得 (有別於國民所得) 不高。

  7. 許多尖端或關鍵科技依然無法自主。

  8. 香港問題, 以及處理的粗糙。

  9. 西藏, 新疆不時管控 (可以稱為治理)的必要。

  10. 台灣問題似乎無解。

上面已經提到:兩霸相爭引起戰爭的結果,要在一方形成威脅,他方心生恐懼的情況,才比較可能發生。這些中國弱點使美國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不必無謂的恐慌,以至於將競爭的局勢,誤判為戰爭的前奏。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所謂發展 「中國夢」,「和平崛起」的過程中,雖然由於自身的努力,配合世界市場對其開放,經濟高速發展,科技長足進步,軍事現代化。中國人自認不僅「站起來了」,甚至有權威人士認為連彎腰都比美國高。逐漸淡忘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教導。犯了霸權興起的大忌。

中國如果能夠牢記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教誨,不過份高估自己的軍事和科技能力。尤其在台海情勢的判斷之中, 不能像某電視名嘴,北京某名校國關研究院院長,認為中國與美國在台海的對持中,可以完全不考慮最多是俎上之肉的台灣國軍,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二十分鐘就可用飛彈搞定!」。然後呢?),那種絕對不及格,而是狂言妄語的戰略理論和分析。那麽,在將來中美競爭之中,和平解決台海問題,或許仍然存在高度的希望。

二次大戰後中美關係的演變

一、美國亞太地區基本國安利益

紅線為包括所謂第一島鏈圍堵政策下的所謂美國國安防衛線,黑線代表美國傳統國安利益的界限。(黃維幸提供)
紅線為包括所謂第一島鏈圍堵政策下的所謂美國國安防衛線,黑線代表美國傳統國安利益的界限。(黃維幸提供)

想要了解台灣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 必須先了解美國傳統的亞太地區國安大戰略。美國自立國以來,在亞太地區的國安利益是只要沒有任何強權能夠干預美洲事務, 美國就達到其國安的大戰略目標。而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申明:美國在亞太的利益,及於日本, 菲律賓, 及澳大利亞,但不包括朝鮮半島,台灣,及亞洲大陸。

朝鮮本非美國國安核心利益之所在。但在美軍從半島撤離之際,北朝鮮發動對南朝鮮的軍事行動。在美國杜魯門總統誤判中俄動機之下,美軍重回朝鮮,聯合國介入,并以第七艦隊阻止了中共攻台。這歷史的偶然導致台灣問題遺留至今。但是,至今沒有證據顯示:美國對台灣,朝鮮,亞洲大陸有領土野心,或強力掌控的國安需求。所以,從越南失敗撤兵,簽署中美公報,川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雷聲大雨點小,都是因為這些不是美國亞太地區國安的基本益之所在。

二、四十年來的所謂 「交往政策」及其未來

大部分是美國自由派相信的所謂「交往政策」認為:借由經濟及文化交流, 接納中國成為國際體制的一員,幫助中國的經濟成長,自然就會壯大中國的民主自由及中產階級。 可是,自2010年之後卻發現此種政策并沒有發生預期效果, 反而看到中美逐漸在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形成競爭, 甚至對抗的局面。例如,美國很多傳統工業及工作崗位轉移中國。中國飛彈技術及數量增加, 導致美國的航母政策的威嚇力日益削弱。從美國的眼光看來,經濟發展固然產生了大批中產階級,生活提升卻越是證明了政權的正當性。

不但所謂交往政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經濟和軍事發生衝撞。科技,尤其是有軍事潛在用途的科技,中國也有長足的進步。有些領域像是:5G,半導體, 人工智能 (包括機器人),量子計算,生物醫藥,都已超越美國,領先世界。而思想及意識形態的領域,也形成與美國一向作為龍頭的所謂「自由民主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國家治理及國家發展風格。尤其在川普某種新孤立主義的退卻之下,中國在一些國際組織, 以及一帶一路影響所及的第三世界,影響力日增。所以,美國大部分中美專家都意識到美中在這些領域已然是競爭或對抗的局面。川普不過是由無釐頭的提高關稅, 突顯了問題而已。

競爭雖是無可避免,美國大部分分析中美關係走向的意見還是認為:過去的交往政策沒有生效,不代表完全可以不再交往。但是,交往之中可能是競爭,甚至是對抗,但一定不能落入修昔底德的泥淖, 發生戰爭。外交上,美國應該重返世界舞台,聯絡盟國;軍事上除了嚴格把關尤其是有軍事用途的科技之外,只有埋頭努力向前。如此,方能重新招展所謂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旗幟。最重要的是了解中美在許多議題上 (例如氣候變遷)合作的必要,盡全力防止戰爭。

台灣處境

一、不要再沉溺在傳統地緣政治的老套

當今大國的衝突,與過去地緣政治為基礎的方式和觀念已有不同。地理的因素固然還在,但是,經濟,科技,訊息,文化思想等的對撞與地理因素的連結,沒有太大關係。即以軍事而言,地理空間的觀念也在調整。更不用說,受到科技影響的戰爭手段和形式 (例如訊息戰,遠距飛彈等),雖然也和傳統地緣政治的觀念還有牽連,但是很多地方已經不太搭配。順口而出的什么「第一島鏈防衛線」「樞紐地位」等等,都已成為明日黃花。

如果說地緣政治在台灣問題上還有什麽關聯,那不幸恰好是對台不利的 所謂「距離的霸權」(The Tyranny of Distance):台海一旦發生武力衝突, 即使美國決心與中共一決高下,它的海軍主力最快兩至三天才能從關島到達台海附近 (從夏威夷則是10 天)(見圖)。加上中國不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或索馬里亞。美國如何下定決心克服遠距的咒詛而起兵,顯然是無比困難的決定。

台海一旦發生武力衝突, 即使美國決心與中共一決高下,它的海軍主力最快兩至三天才能從關島到達台海附近,從夏威夷則是10 天。(黃維幸提ˊ供)
台海一旦發生武力衝突, 即使美國決心與中共一決高下,它的海軍主力最快兩至三天才能從關島到達台海附近,從夏威夷則是10 天。(黃維幸提供)

二、中美競爭,避免衝突,尋求合作—不會為台打仗

就像國人只相信有利川普的各種謠言,很多人也只認為川普及他所任用的反共狂熱分子(像國防部長龐培歐或經濟顧問納瓦羅)是美國的主流。如上所述,中美競爭或衝突或許無法避免,這些偏激觀點不僅只是唯恐天下不亂,而且并非美國決策圈的主導意見。無論如何,這些狂熱份子選後已經失去舞台。如果還是半信半疑,我們不妨直接對照一些比較是主流多數的看法:

例如,在美國通常名列前茅的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 其國安研究主任波森 (Barry Posen ) 教授在2014年明白指出:

美國對台灣的保證既是最危險, 同時又是當下美國戰略上最沒有必要的承諾。

又說:「也許台灣島內政治的民族主義高漲,也許中國的強大,也許兩者合起來,可能產生衝突。除非美國的國內政治,和亞洲的區域政治有所預備,美國的決策者會有困難阻止一個美國也許用軍事威嚇解決不了的衝突。即使亞洲政治局勢的發展使圍堵戰略成為必要,台灣大概不是一個決一死戰的最好的地方。」

從這些言論看來,台海對美國基本利益的高度危險,台灣對美國而言的戰略價值究竟多少, 是不是值得我們務實地稱點斤兩?

上面已經提到的哈佛政府學院前院長艾里森在今年 (2020)也說:「如果台灣地區的傳統戰爭的軍事較量裡,中國已經占有絕對優勢,我們一般理解的美國對台承諾能持續嗎?或許能力與決策圈所理解的承諾呈現的差距,是美國人無法接受的典型的『力不從心』和一般了解的『戰略失衡』? 這豈是最可能成為21世紀的塞爾維亞 『一次大戰導火線』:是為第三造 『台灣』的意外導致修昔底德兩霸 『美中』災難性的戰爭?」

影響力非常大的百年老店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資深研究員布雷克威爾 (Robert Blackwill) ,今年 (2020)也認為:「華盛頓在執行對付中國強權有威脅性的一面時,應該建立對北京可信的傳統外交渠道來緩和兩國日增的緊張。兩方一定要使用最大的努力避免可能導致戰爭的持續對抗,特別是北京和台北日益緊張的台灣問題。」

曾經來台,而有可能成為拜登新政府國防部長的傅咯依 (Michele Flournoy) 也認為:「環顧全球的問題,不論是下一個流行病或氣候變遷,或防止核擴散,美中如果無法想出如何合作,兩方都會深陷困境。所以,兩方的關係『除了競爭』同時有合作的成分…. 我不喜歡敵對心態。我想策略是:一方面控制競爭,有可能就加強合作。真正全心全意防範定然是災難的兩個核子強權的衝突。」

所以,避免為台灣問題導致與中國發生衝突,乃至於戰爭,是美國美中戰略最高的指導原則。

三、「內政化」與「以武促統」策略下,如何不戰而屈中共之兵

當然,以台灣的處境,也不盡是看着中美的較勁和互動,中共對台當下的策略也是重要的一環。我認為:中共到目前為止所採取的對台政策仍然是在「和平解決」的大目標之下,設法將台灣問題更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內政化」(軍機繞台;反分裂法等),經由一系列的行動,設法造成國際間習慣成自然的某種程度的麻痺。就此,大陸有極多的先例可以借鑒。例如,中國和菲律賓在2012年為中沙群島的黃岩島 (Scarborough Shoal)  發生糾紛,雙方炮艇對持。 美國雖聲明支持菲律賓,但實際上是斡旋雙方撤軍。最後菲律賓撤了炮艇,而中國維持事實占有。中國在香港採取了國安法等加強控制的措施,美國的反應受到現實的限制,雖然有某些制裁行動,只能說是雷聲大雨點小。

在設法造成內政化的同時,中共的另一個策略似乎是加強「以武促統」?(請注意:有別於「武統」) 都七十年了,時間不算短。好話說盡,也沒見到台灣有任何積極的實質反應。頂多是空洞的「九二共識」式的敷衍。在川普政府小動作不斷的情形下,也難怪中共必須做出某種回應。「以武促統」其實是中共基於內戰經驗的結論。儘管「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號召,中共決策圈不會如此天真。周恩來就坦白指出:台灣問題不可能對國民黨來個水滸傳式的「傳檄而定」。比較務實的策略是「兵臨城下,水到渠成」。當下中共似乎正是採取這個策略。

但是,「以武促統」,「兵臨城下」,不幸也是基於落後的地緣政治思維。這種類似三國演義的戰略思維,七十年前或更早也許還有一定的相干性。在現代戰爭裡的適當性及有效性,則必須大大地打個問號。當然,沒有人在六,七十年前可以預測到現代的科技戰爭。不過,大約十年前, 面對馬政府宣揚近海導彈艇,我曾經說過:

現代戰爭以爭奪制空權及癱瘓他方指揮控管電訊等系統(C4ISR)開始,而兩者不分,總是先以電子訊息干擾破壞,再以飛彈及隱匿戰機的攻擊先行,盟軍對利比亞的行動即是明證,即使是包括大規模地面戰爭的伊拉克二次海灣戰爭也是如此。(請參閱黃維幸,「台海軍情總統侯選人知多少?」

更說:「所以『近海』防禦已然是戰爭尾聲,甚至以兩棲登陸為假想的『近海』防禦是否有機會發生都是問題。 」

所以,兵臨城下式的「以武促統」,在現代科技戰爭的脈絡下,不但帶有極大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誰先動手摧毀對方的指管系統取得優勢?),一旦發生,其場面不是古代彎弓射大鵰式的圍城前奏曲,而是夷為平地的毀滅性轟炸。這肯定是有點人性的兩岸人民無法接受的場景。更糟糕的是北京有些白痴專家還幸災樂禍,認為中共「以武促統」的宣示和作為已經奏效,嚇倒某些台灣人云云。沒有人能準確預測台灣人到時會有什麽反應。不過,孫子曾經觀察:有時候人會「置之死地而後生」。誰知道處於絕地的人會如何反應?無論如何, 這些高談闊論的口水家, 絕對不會是第一個登陸台灣嘉南地區海灘的前鋒。

列寧問過:「大難臨頭, 出路何在?」面對好像是現在進行式的「以武促統」,台灣如何因應?

我想台灣方面應該以「以談促和」回應。最高的指導原則是兩岸和平共處。因此,戰爭不是選項。如何讓北京願意放下武嚇的姿態,我想只有台灣真正使大陸感到有談判的價值。 「一中」既是中共退無可退的底線,我們必須探討到底什麽是「一中」?某些人以為:「九二共識」的一中是大陸可以接受的主張。這幾乎是不證自明的廢話,因為大陸在「九二共識」下的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一中各表」是說了壯膽,沒人理會的夢囈。北京所說的「台灣不能放棄「九二共識」, 是不能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識」。台灣的「各表」的「一中」在台灣的市場越來越小。而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存在馀地。道理很簡單,兩岸的所謂「九二共識」,實質上是兩極分裂的「二中」主張。

中共建議的「一國兩制」則不然(照道理應該是台灣積極主張)。「一國」不否認「一中」,只是目前在實行兩制的共存安排中,什麽是「一國」,雙方還沒有談僵談死。台灣方面似乎還有機會掌握這個日漸式微的機會。由於台灣如果願意放棄中共絕對無法接受的僵硬的「各表」的「一中」,展現靈活的談判姿態,我們期待中共也展現比較柔軟的立場,從極端的「一中」立場,探討雙方同時可以接受的「一中」觀念和安排。換句話說,兩岸必須看到:「九二共識」的一中基本上是沒有交集, 也不可能交集的各說各話;「一國兩制」的「一中」是經由談判,達成共識的「一中」。雖然有人認為目前「各表」的「中華民國」,甚至「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一國兩制」,有什麽好再談「一國兩制」? 道理很簡單,「各表」之下的「中華民國」,不是「一國兩制」的一國。甚至有人還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早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呢!

什麽應該是雙方可以接受的「一中」,其他人可以有不同意見。我的主張是:在一中原則下有台灣成為 「邦中之國」(Federacy) 的安排。我認為:唯有台灣在「一中」的態度有靈活的立場,雖不能保證,卻才可能談得到兩岸重啟有實質意義的政治交流。台灣當局一直說是願意坐下來談,但看起来像是不帶多少誠意的空口說白話。如何啟動談的動機,談些什麽,既無慨念,又無準備。看來即使官僚一時不能理解,兩岸人民只有為自己及後代,啟動某種探討的路徑。

當然,啟動深化研究「一國兩制」是非常艱巨的工作。沒有人有那種一呼百應, 一蹴可及的幻想。前些日子,國民黨的改造委員會裡, 居然有人認為絕不接受「一國兩制」是蔣經國前主席的遺訓, 必不可違。改造委員會有這種台式「凡是派」坐鎮,好像是鄧小平請汪東興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們都熟悉孫子的名言:「不戰而屈人之兵。」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戰爭勝利的最高境界。當然,沒有死傷本身就是重大的成就。中共的「以武促統」,不是真正想要動武,而是想以軍事壓力促成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意思是不戰而屈台灣之兵。不過, 一般的理解和影像是強勢一方不費一槍一彈達成其政治目的。通常被忽略的是所謂「人」, 不能只指弱勢的一方。如果和平是最高的價值,而現代戰爭的殘酷無法想象,那麽,無戰不是零和觀念。台灣如果能夠讓中共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感覺并以「不戰而屈台灣之兵」為傲,終究成就和平解決的既定目標,而同時和平達成自己的目的,台灣事實上在中共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中, 達到更高境界的不戰而屈中共之兵!

寫到這裡,我心中浮現的影像是:二次大戰時, 德軍略過馬其諾防線,徹底鎮壓法軍, 長驅直入巴黎之後,一位法國老伯, 看着軍容肅穆的德軍在凱旋門前閱兵而黯然淚下的傷感畫面。我願意相信:台灣還有時間和機會, 不必走到這個地步。

嘆息!「挺川保台」:越陷越深的一面倒政策

所以,本來無論拜登或川普入主白宮,處理中美關係的未來,同樣是既要競爭,又須合作;共和民主, 半斤八兩。在美國美中關係主流的分析及認識主導之下,沒有一個有點腦筋的人 , 會期待美國 (即便是川普)會為台灣問題和中國宣戰(阿布拉游錫方方土院長例外。他有次訪美,高喊:台灣希望「美國和中共幹起來!」引起美國國務院警告:不得以客人身份在美發表妨礙美國利益的言論!)。刻意用兵 (打核戰)已非在人性考慮之中;面對殘酷的現實 (遠距,軍事失衡),美方誤判或情緒反應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也幾乎不再存在。「挺川保台」,不但與台灣應該盡力保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方針背道而馳,而且最多好似即興的自拉自唱,最終證明不過是庸人自擾!

*作者是律師/教授。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前陸委會諮詢委員。本文是2020年11月11日應「新國際論壇」講座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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