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消息被進一步證實，那麼習近平面對的政局形勢也是非常嚴峻的，海外有媒體報導說，據原八九民運重要人物、現為海外民運活動家的王軍濤博士的消息，在北戴河會議之前，習近平平息了一起政變，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十九大的核心地位。
中共內部的政變與權變，一直沒有停息過，只是勝利者的政變，美其名曰革命或政治運動，現在叫維護國家安全或政治安全，而失敗者的政變，無論義還是不義，均被視之為顛覆或叛亂。
為了黨國的「政治安全」，中共的多少罪惡因此而生髮。與中共政治安全相關的兩個重罪，以前叫反革命罪，現在叫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共所謂的政治安全，實為極權統治的安全，或者是極權統治者的安全。
一、國家政制與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問題在毛時代還沒有形成一個政治術語，但這並不意味著毛時代就沒有政治安全問題及其焦慮。
政治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共第一要義，中共的政治安全、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安全、中共黨內派系的政治安全，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生命線，三個政治安全可謂三項一體，失去任何一項政治安全，中共都可能出現內亂或崩盤。
在憲政民主國度，只存在國家（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人權安全），保障領導人與普遍國民安全的，是獨立的司法體系，保證國家安全的是國防與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獨立的司法、獨立的國家軍隊。
沒有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中共與中共領導人只能通過其它方式，謀求黨國與自己的政治安全。中共領導人與中共體制，更多的只關注上述三種政治安全，並以領導人的安全為核心，而國民的安全與普遍的人權保障，則是等而下之的考量，更多的時候是被完全漠視或被侵犯。
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才存在政治安全問題，政治安全看起來是意識形態的安全，其實這種安全是虛，而實際的安全是最高當權者的安全，列寧同志的安全，史達林元帥的安全，波爾布特的安全，金正日的安全，毛澤東或習近平的安全，這是專制國家的核心安全。
在憲政民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全是常態化的保護，而專制國家則是非常態的保護，他們一方面要表演親民，訪貧問苦與人民打成一片，而另一方面，則動用國家軍警力量，嚴加保護，對所有接近領導人的群眾都要嚴加審查與防範，以防不測。
政治安全不僅要通過軍警力量來保衛，還要通過其它方式，一是打擊與迫害異已的政治力量，無論是體制內部的，還是外部的異已者，都在打擊之列；二是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讓自己信得過的人進入權力核心周圍，「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語），要讓絕對忠誠於自己的人入局，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庸人與奴才人格才能進入重要權位。一些共產政權國家，為了政治安全，不惜搞血統繼承制，只有自己的兒子或兄弟才信得過，譬如北朝鮮與古巴。
中共在政治安全領域所做的政治設計，遠遠超過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譬如，毛澤東奠定的支部設在連隊上，使黨或黨的最高領導人可以直接指揮槍，保證了軍隊是黨衛軍，這是中共政權穩定的制度背景，也是當年毛在軍隊中至高無上的影響力的歷史根由。
中共在員警系統設立了政治處，後來做大成了國家安全保衛局（對內的國家政治安全部門），即臭名昭著的「國保」，對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知識份子的控制與迫害，均由這個政治安全保衛部門用超越法律方式解決。不僅如此，中共還另設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時期將其做到了一個極致，它使法律、員警、檢察甚至傳媒體系完全統一在一位政治寡頭手上，這也是周永康可以與當時的中央對抗的本錢，當然，也是周永康權極而敗的原因。
分析中共的政治安全與政變、權變，我們不得不從毛澤東說起。
二、打天下之時毛澤東的權變與政變
毛澤東一輩子發動了三次革命性的大政變還有一系列的權變。
第一次政變是參與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成立國際共運組織領導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顛覆了中華民國政府，最終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次政變是中共建政之後，廢棄了共和國的政治基礎多黨政治協商制度，建立中共控制下的全國人大，共和國變成了黨國（黨天下），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質變。
第三次政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廢除共產黨政治體系，重建革命會員取代共產黨，毛澤東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另立革命領袖的中央，黨國成為領袖之國，共和國的國家主席被廢黜並被迫害致死。沒有人意識到，中共的政權又一次發生了革命性的質變。
政變是讓整個國家的政局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或者顛覆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或領導集體，改變了國家政制。而權變，則是為了個人或自己的政治派系的權力穩固，迫害異已派系或重要政治人物。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就是追求極端的政治威權，不斷發生政變與權變的一生，1927年以降的民生災難，幾乎都與中共領導人的維護政治安全有關，一次次的政變與權變，就是一次次的國民災難。
毛澤東的第一次政變，遭到國家軍隊的圍剿，因為日本入侵中國，使中共蘇維埃政權獲得生存機會，並因西安事變，獲得合法性，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本可以致力於政治合作，使中國進入民主共和憲政時代，中共在其宗主國蘇聯的支持下，一意為了自己的共產政治，不惜內戰犧牲數百萬戰士與百姓的生命，推翻了亞洲最早、最大的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第一次政變獲得成功。
中共推翻國民政府的政變，不計算1927到1945年期間內戰傷亡數，僅1946到1950年的內戰，就造成了近千萬人的直接傷亡，政治代價則使中國失去了民主憲政的和平進程，國家痛失政治文明現代化的千古良機。
中共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是一次革命性的政變，而毛澤東從井崗山到長征，從延安整風到中共建政之後，在體制內，則進行了一系列的權變，譬如將黨支部建到連隊上，使軍隊直接服務於中共政治意識形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時面也出極權，毛澤東的內部權變，也是依賴的是自已對槍桿子的控制與影響力。毛澤東通過控制槍桿子，一系列權變成為現實，對陳獨秀的開除，對張國濤的排擠，對王明的打壓，對整個延安知識界的整肅，然後由劉少奇抬出一個毛澤東思想，完成了毛作為中共核心權威的神聖不可顛覆的地位。忠於毛澤東的政治派系（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林彪、康生、江青），也因此誕生。
打天下之時，毛澤東在體制內外，均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與同盟，到了坐天下之後，他將通過一系列的政變與權變，重建自己的核心政治派系與統一戰線。
三、建政之後毛澤東的權變與政變
毛澤東第二次政變是將聯合政府變成党領導下的中央政府，不僅政協的地位下降（虛置），政協的政治權力讓位於全國人大，而全國人大的代表完全由中共控制，即便如此，人大代表作為中共的政治花瓶地位是象徵性的，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中共表面上的合法性，中共的黨代表地位則更高（當然，黨代表也只是中共高層的政治工具）。
1957年6月1日《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的會議發言並被公開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認為中共已將共和國演變成「黨天下」。儲安平是第一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共和國已被毛澤東政治集團所蛻變。
當黨國的陽謀被人識破之時，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開始，數百萬知識份子被打壓、迫害，失去發聲的可能。
毛澤東政治集團的政變，以一系列權變為基礎：改變（剝奪）農民的土地權，改變（剝奪）工商業者的經營權，改變（剝奪）民主人士的發言權，並通過廬山會議，又剝奪了中共內部的批評權，毛澤東的個人威權獲得進一步維護。
毛澤東的每一次權變，都是在剝奪整個社會或異已者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而毛澤東的每一次政變，都伴隨著國民的巨大災難。
毛澤東的中共推翻民國，其過程造成上千萬國民傷亡，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的權變與政變，直接迫害的傷亡人數數以百萬計，而饑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國民，則達四千萬左右。民主的代價是選票與選舉過程中的巨額資金投入，而不民主的代價，則是千百萬人頭落地，為權變與政變血祭。
毛澤東的第三次重要政變，就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標是劉少奇，剝奪其國家主席職務，以使黨國政權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整個中共的元老階層悉皆被迫害或流放（只有極少數元老倖免于難）。
這一次是全民性的一次大革命，對傳統文化、對整個知識界、對中共元老階層，全面打擊、破壞與迫害，為什麼會發動如此近乎毀滅性的大革命？與前二次權變一樣，是毛澤東的核心政治地位受到威脅，五十年代毛的極端路線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百姓非正常死亡，劉少奇等人要向毛澤東問罪。這一次權變，已升格到一次政變，是毛的派系對中國共產黨整個體系的一次成功顛覆，而這次顛覆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是毛澤東掌握了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整個軍隊都向毛效忠，二是毛澤東成功利用了年輕人的政治熱誠，讓年輕人的造反、叛逆精神得到渲泄，毛澤東炮打了中共的另一個司令部，另立中央，建立了自己的文革領導小組，在保證自己的政治絕對安全的前提下，讓自己的派系得以建立，培養了未來的政治接班人華國鋒、江青、王洪文等，而政治元老或被流放，或迫害致死，對毛的派系難以構成威脅。
文革過程中，毛澤東還製造了林彪事件，使毛的政治派系更為穩固，沒有異已的重要人物。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發動了最後一次權變，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林批孔外加批周公（影射周恩來），打擊了重出政壇的鄧小平之後，準備打擊周恩來，為江青等政治接班掃清最後障礙。
人算不如天算，毛氏的機關算盡，也改變不了歷史新政變的進程。中共政制下，任何派系都難以絕對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如果有江青等人的政治安全，就不可能有鄧小平們的政治安全，反之亦然，毛澤東文革主力、毛澤東核心團隊，被華國鋒等人的政變「打倒」，並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毛澤東的遺體與毛澤東的天安門畫像，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卻超然地擁有了「政治安全」，這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真的神聖偉大，而是因為他可以成為鄧小平的精神屏障，毛思想是中共的靈魂，中共體制內沒有力量替換這樣的政治幽靈，所以只能充當聖物，以護衛中共的血旗。
可以說，毛澤東的政治沒有破產。擁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沒有異見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國的政治難以進入文明與安全狀態。今天回顧與梳理毛時代的政治安全與政變及權變，是為了對照當今中國的現實，習近平現在正重演毛澤東的套路，為了黨國的政治安全、為了派系的政治安全、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窮極一切手段，通過一系列的權變，甚至可能的政變或所謂的平息政變，來改變中國政治版圖。限於篇幅，習中央的權變與政變，將另文專述。
＊作者為獨立學者，旅美專欄作家。本文為「中共領導人政變與權變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