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個世紀裡，美國與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漸漸步入所謂的「資訊社會」、「資訊時代」或「後工業化時代」。未來學家托弗勒（Alvin Toffler）稱之為「第三波」（the“Third Wave”），將其重要性提升至與人類歷史上前兩個波段相提並論。集體狩獵時代到農業社會為第一波，農業進入工業時代為第二波。
這一改變可以從很多層面來看。在經濟上，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財富的來源，資訊社會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在鋼鐵廠或汽車廠工業，而是在銀行、軟體公司、餐廳、大學、社會服務機構等。蘊含在人腦及有智慧的機器內的資訊與智識，日益顯得重要；勞心的工作逐漸取代勞力的工作。進步的科技使資訊得以低成本輕鬆跨國流通，促成全球化生產的趨勢。電視、收音機、傳真機、電子郵件等快捷通訊更打破了長久形成的文化藩籬。
現代人最珍視的兩樣東西—自由與平等，都因資訊經濟而更豐富。選擇的自由幾乎可以爆增來形容，不論是有線電視頻道、低成本購物點、網際網路上的朋友都給人無數的選擇。各種傳統層級逐漸不符需求而紛紛瓦解，那些龐大僵化的官僚體系不能再以各種規定或威脅的方式控制一切，因為現代的知識經濟讓人們因掌控資訊而更有能力。在企業界，IBM與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逐漸被更輕薄短小的競爭者追趕過去，而政治界，蘇聯與東德也因無能再控制更有知識的人民而瓦解。
論者幾乎無不禮讚資訊社會的來臨，吉爾德（George Gilder）、金瑞契（Newt Gingrich）、高爾（Al Gore）、托弗勒與海蒂（Alvin and Heidi Toffler）、尼哥拉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等人雖是政治立場互異，卻一致認為這項改變有利經濟繁榮。有利民主自由，總之對社會整體是好的。資訊社會當然有很多優點，但結果毫無例外都是正面的嗎？
談到資訊時代，人們立刻聯想到一九九○年代出現的網際網路，事實上，告別工業時代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九三○、一九四○年前美國製造業重鎮產業開始空洞化（deindustrialization），其他工業國家也逐步走出以製造業為重心的經濟；然而，這段期間（大概是一九六○年代中到一九九○年代初），多數工業化國家也出現社會情勢嚴重惡化的問題。犯罪與社會脫序行為攀升，導致富國的貧民區幾乎不適人居。親屬的社會連繫功能在過去兩百年逐漸降低，但在二十世紀後半更是急速遞減。日本與多數歐洲國家的生育率降到極低，若不增加移民，到下世紀人口將呈負成長，結婚與生育的人愈來愈少、離婚率大幅提高、非婚生子愈來愈普遍（美國每三個孩子就有一個，北歐更高達半數）。最後，人們對機構的信賴與信心也是一九四○年來逐步走低。一九五○年代歐美大多數人對政府與人們有信心，到一九九○年代初卻只剩極少數的人。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也產生改變，雖無證據顯示人際連繫減少，但連繫的方式顯然變得較短暫、脆弱且範圍較小。
這樣巨大的改變幾乎同時發生在許多同類型的國家，與二十世紀中期工業時代的情形相近似，我們姑且統稱之為社會價值的大斷裂，這正是本書第一部探討的主題。多種社會指標會同時快速上揚是很少見的，即使發生的原因無法確定，不同指標之間是否有關還是很值得探究。保守派人士如潘乃德（William J. Bennett）常被譏諷老是談道德衰微，但事實確是如此：社會秩序的崩解不是對舊時代虛偽價值觀的懷舊、記憶美化或無知，而是具體表現在犯罪、單親孩子、教育品質下降、信賴度降低等各類統計數字上。
上述社會問題的出現恰與經濟上步入資訊時代的時間重疊，這是純屬巧合嗎？本書的觀點認為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資訊經濟雖帶來很多好處，對人類社會與道德卻也造成一定的傷害。剖析兩者的關係包括科技、經濟與文化層面。現代工作逐漸以勞心取代勞力，促使無數婦女走入職場，連帶動搖了傳統家庭觀。醫學的進步促成避孕藥的發明與壽命的延長，卻也降低了生殖與家庭的重要。個人主義發揮在市場與實驗室能帶來創新與成長，蔓延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幾乎使所有權威產生動搖，也侵蝕了家庭、社區與國家的凝聚力。當然實際問題比這裡所說的要更為複雜，各國的情形也不盡相同。基本上，技術的改變造成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市場的「創造性毀滅」，我認為在社會關係上也有同樣的影響。
然而情況也不盡是悲觀的：社會秩序破壞後通常都能再生，從各種跡象來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我們樂觀的理由很簡單：人類天生是社會性的動物，能夠憑本能創造道德規範凝聚整個社會。人類天生也是理性的，能創造不同的方式自發地彼此合作。宗教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再生，但不是如保守派所認為的，是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或如左派所說的，強大的政府是社會秩序的要素？我想也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並不是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所有人都彼此為敵」，而是以道德規範建構秩序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這項觀點可以從生命科學的許多發現得到印證，而且證據廣泛遍及各個領域―神經生理學、行為基因學、進化生物學、人類行為學，以及從生物學觀點解讀的心理學與人類學。當代最重要的一項學術發展就是研究社會秩序的起源，這裡所說的不是政治或宗教從上而下的層級（hierarchical）權威，而是分散的個人自我組織的結果。本書第二部將暫時放下大斷裂引起的社會問題，先探討較普遍性的觀念，包括社會秩序的起源與隨著環境改變的演化軌跡。
一般多認為社會秩序必來自中央化、理性的官僚階級，這個觀念的形成與工業時代的歷史背景有關。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觀察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認為，理性的官僚是現代生活的根本精神。但我們知道在資訊社會裡，政府或企業都不再完全倚賴官僚規定來管理；反而透過權力的下放，倚賴那些表面被管理的人去自我組織。這種自我組織必須建立在內化的行為規範，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將是講求非正式規範的時代。資訊社會的來臨或許造成社會規範的瓦解，但沒有了社會規範，現代的高科技社會也無法往前走，由此便產生創造規範的強烈動力。
本書第三部將透過回顧與前瞻來追尋社會秩序的起源。過去一直有人認為社會的道德秩序有長期走下坡的趨勢，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認為，以理性取代傳統與宗教啟蒙運動是問題的根源，柏克的現代門徒則認為，現實的人本主義是現代社會問題的元兇。近半世紀以來社會道德的敗壞確是不爭的事實，但保守派人士常忽略了社會秩序不只會走下坡，在長期的循環裡也有往上走的時候，例如十九世紀的英、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英、美兩國的社會風氣明顯變壞，幾乎所有大都市犯罪率都提高，家庭破裂、非婚生子比率增加、人際關係疏離、每人酒精消耗量大增（尤其是美國，一八三○年的消耗量約為今天的三倍）。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上述社會指標幾乎一一轉正：犯罪率下降、家庭結構日趨穩定、戒酒的人愈來愈多、人們從許多新興的志願組織找到社會歸屬感。
今天類似的徵兆告訴我們大斷裂（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已開始退潮。在美國與其他治安敗壞的國家，犯罪率已大幅下降。離婚率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遞減，非婚生子比率（至少在美國）也能維持不再增加。人們對大機構的信賴感正逐漸恢復，公民社會似乎也在蓬勃發展。根據一些非正式的證據顯示，較保守的社會規範有捲土重來之勢，出現於七○年代的極端個人主義則不再受歡迎。若說上述社會問題都已遠去，現在尚言之過早。但若是認定人類社會無法因應資訊時代的科技與經濟變化，則又太過悲觀。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