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談論的主題是中印的邊境衝突。在這次邊境衝突中，雙方都引用歷史依據來為自己的現實政治訴求提供幫助，但是一般的讀者可能不能理解歷史依據的複雜性，因為不丹這個政治實體和我們現在理解的民族國家是有重大差異的。任何語言本身都具有歧義性，也就是說，一個名詞可以有狹義的解釋，也可以有廣義的解釋，而漢語的模糊性更大，所以「國家」這個詞可以解釋成為一個擁有政治權利的政治實體，也可以解釋成為一個NATION，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擁有主權、完整領土和明確邊界的國家。按照前一種定義，不丹當然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政治實體；按照後一種定義，不丹其實不是一個NATION，不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民族國家。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衝突發生在西藏、不丹和錫金三者的交界點上、但卻是印度軍隊出現在這個地方。中國讀者若按照近代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推廣的那種歷史教育，很可能會以為是印度人侵略不丹，並將不丹當作自己的附庸國來對待，否則為什麼發生衝突時，不是中國軍隊和不丹軍隊出現，卻是印度軍隊和不丹軍隊同時出現？
回顧近代以前的人類歷史，大多數地方和大多數時間的政治制度是現在所謂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之下是沒有民族國家和明確邊界這些事情的。我們可以說，封建制度比起近代民族國家制度，其實更接近自發秩序，因此它的權利關係有更大的靈活性，權利安排也更加個人化；但在近代民族國家而言，各國擁有主權和明確的領土邊境，在這條邊境之內，主權國家的權利被認為是沒有任何區別的。無論是在首都還是在離邊界線一公分的地方，兩者之間的權利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權利是按照成文法的方式規定的。國際法包括國際條約，國際條約也是成文的。國際條約當中通常包括兩個鄰國之間對兩國邊界的共識，邊界這一邊的土地比如說屬於中國，另一邊屬於印度。哪怕是只差十公尺，中國的權利都是無可爭議和絕對的；十公尺之外，印度的權利就是無可爭議和絕對的。
但是這樣的安排在西發利亞體系之前的歐洲或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封建主義的安排。封建主義的安排是個人化的私人權利，也就是說，私人契約取代公共領域。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公共領域當時尚未出現，所有的權利都是私人和私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例如，某某武士很能打，而某某學者的威望很高，那麼他們之間可以達成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協定：需要打仗的時候，學者可以要求武士的保護；而武士需要讓他的孩子受教育的時候，可以要求學者負責對他的孩子進行教育。那麼這樣一個協定，假如在沒有一個中央政府這樣的公共權力存在的情況下，他們之間的契約其實就是一個封建契約。比如說封建領主跟農民的契約就是，農民出一部分的糧食給封建領主，封建領主在農民遇上危險的時候對農民實施安全保障。封建領主跟教士的關係，就跟我剛剛說的跟學者的關係差不多。教士對封建領主提供合法性的支援、提供文化教育，而封建領主對教士提供武力的保護。 （相關報導： 中印交惡．台灣受益？》彭博：印度政府考慮與台灣協商貿易協定！ ｜ 更多文章 ）
領主和領主之間也是多層次的。戰鬥力比較強的領主就可以有很多附庸，那些附庸也是小的領主。小的領主需要保護的時候，就要求助於比他更善戰的、更大的領主。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單向的，甚至可能是循環的。也就是說，一個領主可以有很多個不同的保護人，不同的保護人之間的關係也許是平行的、完全平等的，也許相互之間也有別的保護和附庸的協定。但是這無關緊要，他們之間產生作用的就是他們之間的那一個契約。實際上可能出現這樣的循環狀態：張三是李四的領主，李四是王五的領主，但是王五同時又是張三的領主。這在現代民族國家當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事情，但在封建體系之下是經常出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