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是中國清朝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述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在大石牌坊上所看到的對聯。意思是，假的被當做真的，真的也就跟假的沒兩様；虛無被當為實有，實有也就虛無了。
即使經過了400年，曹雪芹的想像依然有現實意義和關聨，用來探討網路世代的傳播現象和社會效應，其實也相當貼切，特別是臺北市長柯文哲就任兩年多有關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政治用語，真真假假，雌雄莫辨。
不管是台灣或美國，政客的話語不該照單全收，「聼其言，觀其行」，是一般人對政治人物應有的基本批判態度。論地位、權力與影響力，柯文哲與美國總統Donald Trump當然難以相提並論，也相去太遠，兩人的言行卻多少有類似之處：真假有無，似乎不再以客觀為界定，而以主觀為依歸。
從2016年競選期間到當選總統後，Trump對不利於自己的任何報導都以假新聞（fake news）一筆帶過，不當一回事，並隨心所欲，信口開河，指桑罵槐，一再指控美國主要新聞媒體，尤其是自由派的報紙和電視，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等，製造莫須有的假新聞，只有他說的話才算數，Twitter上的簡訊是對傳統主流媒體的反撃與進撃。由問責程度看，Trump是十足的真政客，在許多美國人眼中，卻不免是假總統，分不清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毫無道德承擔。
柯文哲還不至於是假市長，但無疑是如假包換的政客。他以白色力量坐上臺北市長大位不久，就宣佈調查「五大弊案」（臺北文創、三創資訊園區與大巨蛋ＢＯＴ案，加上雙子星大樓聯開案及美河市聯開案），震憾台灣政壇，令人耳目一新，許多人都對柯P寄以厚望。遺憾的是，雷聲大雨點小，除了大巨蛋還拖泥帶水外，其它的「弊案」全無下文，或不了了之。
嚴格說，柯文哲雖然不像Trump隨意指控媒體造假，自己卻有意無意的製造似是而非的假議題，至少是為轉移焦點或操弄媒體的「僞事件」（pseudo event），一種意義模糊、性質並不明確的主觀現實，從而企圖左右新聞的客觀報導。因為真假有無操控在政客手裏，新聞記者一旦不具洞察能力，難免淪為狼狽為奸的共犯或傀儡。
不管是假新聞或僞事件，都可以從幾個層面來分析與判別：第一，它們都是捏造的，無中生有。第二，它們不是真正的新聞（news），也就是山寨新聞，而非嚴謹的journalism。第三，它們的消息來源不明，無從查驗。第四，它們不值得新聞媒體大張旗鼓，濫用社會公器。
英文裏的news與journalism翻成中文固然都是新聞，兩者卻有明顯差別，前者是一般報紙、電視或其它新聞媒體對人事物的報導，後者是攸關公共事務的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在自由民主國家不可或缺。Trump再跋扈，除了含血噴人，看起來也還不敢造次，企圖推翻比美國這個國家存在更早的新聞制度。畢竟，政治與新聞唇齒相依，榮辱與共。
過去幾年，由美國到台灣，再到其它國家， 假新聞與僞事件在網路上橫行當道，沸沸揚揚，例如，法國2017年5月的總統大選深受駭客製造假新聞的干擾，台灣網路最近的「滅香」傳言導致「衆神上凱道」的事件，也如出一轍。魚目混珠，往往真假莫辨，推到極至，劣幣驅逐良幣，真新聞和真事件難免受到波及， journalism的啓蒙與監督作用難免要打折扣，對社會知識（social knowledge）的戕害更無從預料。
臺北市長柯文哲7月初參加上海雙城論壇，就中國與台灣的政治關係，發表「兩岸一家親」和「建構兩岸生命共同體」的公開談話，朝野譁然。回到臺北後，針對8月中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儀式，柯文哲主動跟新聞記者透露，中國方面希望蔡英文不要上臺致辭，至少不以總統身份出席，兩項要求都被他拒絶。言下之意，他維護了國家主權與尊嚴。
問題是，柯文哲並未明確指出哪位中國官員在何時何地，又透過何種途徑，提出這種不合理的霸道要求；從頭到尾，雙方到底有多少人參與交談，是否訴諸文字等，都曖昧不清。當然，柯文哲可以辯解說，涉及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敏感問題，來回折衝之間，不可能留下任何正式的檔案。換句話說，整件事他心知肚明，其他人只能概括接受，無從驗証。柯P的自我「爆料」，就算形式不是假新聞，內容恐怕也是僞事件。
從新聞報導看，除了照本宣科外，沒有任何新聞記者對柯文者的說辭提出質疑，特別是有關他在上海雙城論壇的公開談話與事後解說之間的邏輯關聨，在在關係國家和人民的公共事務。以市長地位，柯文哲主張的「兩岸生命共同體」，牽涉國族/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這是一項長遠的工程，並非像大巨蛋的興建，可以等閒視之。
依民族主義學術泰斗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擴散思考》（1983）的論述，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journalism，在國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與作用，報紙和書籍提供一般人在特定領土範圍內一個想像的機會和場域，並由此建構民胞物與的共同體。從這個角度看，台灣新聞媒體輕輕放過柯文哲的簡略談話，若非不負責任，便是不理解政客必須擔負的問責重任。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中指出，社會結構、經濟成長與科技發展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勢必導致不同程度的社會變遷與國族/國家建構，最值得關注的課題是國家機器（state）、法治（rule of law）與問責（accountability）。問責，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來說，就是責任倫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政客必須為言行所帶來的後果承擔政治或法律責任。
從1947年美國Hutchins委員會提出「一個自由與負責的報業」報告以來，問責，就一直是新聞界難以推諉的倫理擔當。在台灣，1980年代末期戒嚴解除與報禁開放後，過去30多年來，媒體亂象與集體沉淪，有目共睹，這個現象是新聞記者缺少問責的不幸後果，更是政客肆無忌憚的根本癥結。
柯文哲有點像變色龍，他曾經自認是深綠，在海峽兩岸關係上的話語倒是偏近深藍，亦真亦假，或許是台灣主體「實有」與國家定位「虛無」的寫照。
＊作者為政大傳播學院客座教授，本文改寫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彭芸（2008 - 2010）最新出版的《數位時代新聞學》推薦序，不代表彭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