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法國淪陷，英國皇家空軍在不列顛上空力抗德國空軍的同時，中國戰場上傳來了一則振奮盟軍士氣的消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8路軍第120師與第129師，動員100個團的正規軍與民兵對華北日軍控制的正太鐵路實施攻擊，給日軍帶來了3,000餘人傷亡。對於不久前才陣亡了一位最高階將領的國民政府而言，這場勝利雖然是由中共所取得，仍不失為一次不小的激勵。
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代主任熊斌，在給蔣中正的電報中指出：「此係八月號(20)日開始，與敵正面作戰五天，有(25)日即將大部撤往平山、孟縣、五台一帶，只留少數兵力在鐵路沿線續行襲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線所用兵力共11團，朱彭報為30餘團(三)所獲戰績計破壞鐵路二百餘里，破壞大道橋樑40餘座搗毀車站11所(四)斯役敵傷亡3,000左右，及偽軍2,000餘，中共傷亡亦約3,000餘。」
日軍方面，則坦承自己在戰役中死亡2,349人，顯然比中共提供給國民政府的戰報少了許多，顯見延安誇大了自己的作戰成果。被誇大的不只是敵人的擊斃數目，還有百團大戰的政治效應。中共聲稱百團大戰發生於汪精衛政權成立的五個月後，因為有了這場勝利才阻止重慶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合流，確保中國對日抗戰能夠持續下去。
大陸甚至還有更誇張的論調，指出百團大戰的勝利影響了歐洲戰局的發展，讓邱吉爾有了長期抵抗納粹侵略的決心。究竟中共的這些主張，符不符合歷史真相？如果沒有百團大戰，蔣中正跟邱吉爾就會向軸心國妥協？關於這個問題，本文將一一舉證反駁中共的指控。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日軍對中共的評價確實受到了百團大戰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百團大戰沒有改變盟國大戰略
1940年4月到6月間，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與法國等北歐、西歐大國相繼為納粹德國征服。英國又在7月份，宣佈下令關閉滇緬公路，讓毛澤東誤判重慶國民政府可能在美英支持下，停止對日軍的武力抵抗並與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合併，形成資本主義國家和法西斯國家聯手壓制共產黨的局面。毛澤東與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都將此形容為所謂「東方慕尼黑」。
中共官方直到今天都還認為，就是因為8路軍在百團大戰中的勝利，提升了中國人民的抗敵意志，才讓國民政府沒有辦法向日本屈服。彭德懷指出：「這次戰役大大提高了華北人民群眾敵後抗日的勝利信心，對日寇當時的誘降政策以及東方慕尼黑陰謀以很大打擊，給蔣管區人民以很大興奮。此役也給了投降派又一次打擊，提高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聲威，打擊了國民黨製造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
不過到底有沒有所謂「東方慕尼黑」的存在，直到今天就算在大陸學界也是眾說紛紜，就《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一書作者牛軍的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做出了錯誤判斷，無論是蔣中正還是美英都沒有要與法西斯合謀的打算。掌握軍隊的蔣中正，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不可能屈膝於沒有軍隊的汪精衛領導之下，美國也從一開始就不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如何支持蔣汪的合流？
說百團大戰影響歐洲，那更是笑話中的笑話了。我們若回歸1940年的歐洲政治環境，蘇聯與納粹德國尚未翻臉開戰，甚至還相互瓜分地盤大搞侵略。對於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左派而言，中國戰場上還有一支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游擊隊在堅決與法西斯對抗，應該是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可惜的是，當年多數歐洲左派只譴責英法的綏靖政策，卻對蘇聯與納粹的勾結持雙手贊成的立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想像與納粹勾結的各歐洲共產黨會對彭德懷發起的百團大戰有多少反應。至於邱吉爾首相，則是每天應付德國空軍的轟炸就夠疲憊了，不可能有多餘的時間去管中國發生的事情，更何況是來自武裝反叛勢力共產黨的消息。美國參戰以前，歐洲和亞洲的反法西斯戰爭基本上沒有聯繫在一起，這是為什麼邱吉爾願意關閉滇緬公路的原因。
邱吉爾關閉滇緬公路，不是為了什麼「東方慕尼黑」，而是他為了避免兩面開戰。此刻英國在西歐已經跟德軍打得不可開交，沒有多餘力氣面對日軍對英屬亞洲殖民地發起新一波攻勢。最後邱吉爾重新開啟滇緬公路，跟百團大戰更是沒有一丁點關係。這一切都是來自羅斯福總統的壓力，而蔣中正看準了美國終將參戰，沒有接受陳立夫及孫科等人的建議參加軸心國。
整體而言，百團大戰既沒改變中華民國，也沒改變大英帝國的任何反法西斯戰略。百團大戰爆發之際，唯一真正在跟軸心國勾結的大國是蘇聯，即中國共產黨背後的老大哥。中共實在沒有任何批評蔣中正或邱吉爾搞「東方慕尼黑」的正當性。一年後蘇聯與日本簽署中立條約，相互承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兩個傀儡政權，中共卻大力肯定史達林出賣中華民國的行為，表現跟歐洲的共產黨徒別無二致。
日軍對中共態度的改變
倒是華北日軍對中共的態度，從此刻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改變。抗戰初期，日軍始終以殲滅中央軍嫡系部隊為主要目標，並不把中共游擊武裝放在眼裡。百團大戰給日軍造成的傷害微乎其微，寫有《蔣總統密錄》一書的產經新聞社記者古屋奎二指出：「他們所破壞的地段，實則僅限於為日軍守備兵力稀少或是毫無日軍之處；而且破壞之後便為日軍所立即修復。」
然而有中共游擊隊在華北佔領區的存在，站在日軍角度來看就是一種不穩定的因素。尤其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盛產煤礦、棉花的華北被日軍視為與美英兩國進行長久作戰的大後方。8路軍不只會攻擊日軍鐵路線，阻斷這些天然資源的運補工作，還會在政治上挑戰汪精衛政權的正當性。汪精衛政權成立後，在日軍扶持下由北洋政府遺老組成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併入南京國民政府，改稱為華北政務委員會。
華北政務委員會裡的前北洋政府官員，又屬於保守派當中的保守派，強調恢復被五四運動打倒的古典儒家文化，並從血統主義的角度出發主張中日一家，聯合對抗蘇聯、歐美還有其他西方國家。然而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之後，現代主權獨立國家的觀念已經為20世紀初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普遍接受。北洋政府保守派元老的封建老傳統，顯然不如共產黨高喊的民族主義口號吸引年輕人。
針對中共的游擊戰，日軍根據《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和《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將華北戰場分為「治安區」、「準治安區」和「非治安區」。所謂「治安區」意旨被華北政務委員會牢牢控制的穩定區域，住在此一區域裡面的中國人大多為願意與日軍合作的良民。「準治安區」則屬於日軍和8路軍爭奪民心的灰色地帶，「非治安區」則等同於中共抗日根據地。
日軍明白與中共的戰爭，是不可能光靠武力就能夠鎮壓下去的，必須要將其描述為一場中國或者東亞民族主義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戰爭。所以除了動員日軍外，華北政務委員會麾下也有由北洋軍頭齊燮元領導的華北治安軍。在華北治安軍配合下，日軍從1941年初開始到1942年底，針對「非治安區」執行了五次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
考量到中共擅長打的是人民戰爭，時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發起以「搶光、燒光、殺光」為宗旨的「三光作戰」，在華北治安軍配合下以優勢兵力清掃中共根據地。除了與華北治安軍緊密配合外，岡村寧次還對華北戰場上殘存的重慶地方部隊實施懷柔政策，爭取日中兩國軍隊共同撲滅8路軍。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與龐炳勳等將領，都是在這段時間改編為和平建國軍，投入岡村寧次的反共大業。
岡村寧次不愧是反共第一能人，華北局勢很快就穩定了下來，中共根據地在日中反共聯軍掃蕩下全面崩盤。中共控制區人口由原本的1億下降至5,000萬，8路軍的兵力則由40萬遞減至30萬。本身並非主戰派的岡村，認為共產黨與蘇聯是日本帝國長久的心腹大患，致力於和北京、南京以及重慶等中國政權聯手拔掉此一紅色威脅。所以從1941年1月到1944年4月，華北方面軍的進攻對象都集中在共產黨。
根據《朝日新聞》1944年1月15日的報導，1943年 華北方面軍介入的15,000次戰鬥中，有75%是與8路軍交戰，交戰的200萬敵軍中過半數為8路軍。擊斃的10萬9,000具敵軍屍體中，過半數為共產黨。反而是收容的74,000名戰俘中，只有35%是8路軍，可見共產黨的抵抗意志看在日軍眼中是比較強的，岡村寧次因此選擇優先掃蕩中共根據地，對國民黨游擊隊網開一面。
然而主張反共優先的岡村寧次，並沒有辦法左右日軍大本營的整體對華戰略，更無法改變太平洋戰場上不利於日本的戰略態勢。隨著中國沿海的日軍補給線不斷遭受陳納德將軍的第14航空軍，乃至於潛伏外海的美國海軍潛艦打擊，大本營決定打通由滿洲國經由中國內陸延伸到東南亞的陸上交通線。要打通這條交通線，日軍自然必須把主要打擊目標再從8路軍調整為中央軍。
於是就有了1944年4月到12月，分三個階段進行的「一號作戰」，日軍終止了對中共根據地的掃蕩，動員52萬大軍向國軍發起進攻。剿共剿的很有心得的岡村寧次大將，甚至後來被直接升級為支那派遣軍司令官，指揮全體在中國的日軍進攻背後有美國支持的中央軍。共產黨因此有了喘息的機會，讓岡村寧次感到非常過意不去，這也為日後他組織「白團」來台灣培訓國軍的歷史埋下伏筆。
把大東亞戰爭打下去的新希望
然而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如同岡村寧次那般的堅決反共。要知道日本從1941年3月起，就與蘇聯簽署了中立條約，以相互承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兩個傀儡政權為代價，換取彼此之間的互不侵犯。蘇聯停止了對國民政府的所有軍事援助，假若中共是蘇聯的傀儡，理應停止一切抗日行動才對。然而中共卻沒有一天，停止挑戰日本對中國淪陷區的統治。
利用日軍集中大軍進攻國軍的機會，中共回到他們被日軍趕出的「非治安區」重新發展。他們打擊不願意配合的華北治安軍，並開始把觸角伸入華北政務委員會，在親日政權的軍警中發展親共勢力。然而中共對日本的挑戰僅限於政治上，軍事上卻絕對不敢挑戰日軍，尤其是日軍自在「一號作戰」中對國軍的攻勢，根本上有利於中共在敵後的發展，阻礙日軍顯得更沒必要。
甚至日軍還默許中共地下黨員向親日政權滲透，成立表面上效忠親日政權，實際上聽從中共指揮的所謂「白皮紅星」武裝力量。比如中共地下黨人王定南，就在郟縣成立了一支名為河南人民自衛軍的民兵，打著效忠汪精衛政權的旗號替中共服務。不過由湯恩伯將軍派出的國軍地下工作人員陶士君，利用經由華北上空飛往日本本土轟炸的B-29轟炸機，成功策反了15,000名河南人民自衛軍將士，破除了王定南的陰謀。
不過「白皮紅心」的親日部隊，又豈止是河南人民自衛軍而已？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檔案，越是到了日本行將戰敗之日，這類型的「紅色偽軍」（Red Puppets）就越多。難道是因為汪精衛政權不反共了，才出現如此數量眾多的親日部隊倒向中共？事實上並非汪政權或者華北政務委員會不反共，因為中共的存在對這兩個政權都有最根本的威脅。最關鍵的原因，其實是日軍不反共了。
與日軍並肩作戰的中國軍隊，未必每個都如和平建國軍或者華北治安軍那般效忠傀儡政權。如河南人民自衛軍，基本上是由日軍直接組織指揮的親日武裝，更能直接投入於扶持中共壯大的秘密行動。從陳公博、周佛海等汪政權要人的回憶來看，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隨著汪精衛在1943年11月過世出現了巨大改變。少了這位孫中山繼承人的號召力，汪政權的存在對日軍而言顯得可有可無。
關於中共與日軍的勾搭，在陳公博回憶錄中有以下的完整紀錄：「日軍和新4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4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百團大戰換來了日軍對中共根據地的全面掃蕩，也成了彭德懷在中共建政後遭到批鬥的主要原因。那麼伴隨著汪精衛的過世，日本又為什麼轉而開始拉攏，甚至於全面扶持中共呢？一來是日本需要當時在美日戰爭中保持中立的蘇聯出面，協助日本與美國展開和平談判。如果蘇聯不願意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至少也繼續保持中立，不要出兵滿洲國給日本帶來更大壓力。
結果可想而知，蘇聯對行將戰敗的日本不理不睬，顯見討好史達林並非日軍扶持中共的根本原因。因為到了戰爭最後一年，日軍已經基本知道中共不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指揮。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目標，就是要將黃種民族從「西方殖民主義」手中「解救」出來，如今既然日本已經注定要戰敗，這場「大東亞戰爭」必須要由新的繼承人接棒打下去，而中共扮演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根據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小代有希子的研究，東京當局最恐懼的並不是日本的戰敗，而是戰後重慶國民政府帶領中國徹底倒向美國懷抱，建立所謂的「白色亞細亞」。為了不讓美國獨霸戰後東亞，日本樂見蘇聯勢力壯大來牽制美國。然而蘇聯終究還是白人國家，並非黃種人國家，所以真正能替代日本把「大東亞聖戰」推行到底的必須要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中國。
小代有希子在她的作品《躁動的日本》中，明確指出了戰爭最後一年的日本政府已經調整了戰爭初期的反共政策，期待中共成為戰後中國的領導者：「一方面，日本政府以為蘇聯能遏止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不希望看到蘇聯成為泛亞主義旗幟下東亞的最終監護人。相比蘇聯，日本政府更希望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來完成中國人管理中國的使命。」
所以到了戰爭末期，就開始出現日軍以防範盟軍登陸為藉口，開始將兵力大規模從華北還有蘇北的中小型城市撤出，集中到沿海大城市等待日本政府投降的情況。一來他們認知到日本即將戰敗，沒必要犧牲中國戰場上可用於投入戰後重建工作的人力來跟中共消耗。二來則是他們相信一旦日軍兵力撤出，8路軍和新4軍將輕而易舉從失去日軍保護的親日部隊手中奪下這些據點。
蔣中正是基督徒，背後支持他的美國也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中國和美國的共同勝利，將導致日本14年來的努力胎死腹中。更何況韓國的抗日人士，也是以基督徒為主體，這是日本右翼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戰後格局。為了確保西方無法取得最後勝利，不如順水推舟協助中共奪權，保住「大東亞戰爭」的最後果實，是為什麼日本政府在戰爭最後一年調整對延安立場的根本原因。
而且一旦中共崛起，美國也會出於防共的需要重新拉攏日本，讓戰後的日本能夠在兩大強權中左右逢源，爭取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的雙重利多。只能夠講，戰爭末期的日本決策者們還真的是有很深遠的戰略智慧。岡村寧次到了日本戰敗投降之後，選擇以報恩名義幫助蔣中正建立「白團」，或許也存有此種在兩強之間左右逢源的私心，當然透過和中華民國政府合作，這些敗軍之將亦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把大東亞戰爭推行到底
日本投降後，遭受以美國為代表的盟國佔領，在不推翻天皇的情況下推行民主改革。可是日本的親美只是表面，吉田茂、鳩山一郎與岸信介等戰後出代的日本首相，看在筆者眼中都可以用忍者來形容。表面上他們靠著依附美國來尋求避免戰爭與經濟利多，可實際上卻沒有一天不在為日本的復興奮鬥。其中一個日本政治家們對美國說「不」的最常用手段，就是拉近和蘇聯、中共的外交距離。
從吉田茂主張與中共簽署和約，到岸信介表面上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卻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拒絕駐日美軍使用日本基地增援台灣來看，日本整體而言還是親近中共的。尤其是打過「大東亞戰爭」的舊日本軍人，看到中共在韓戰中的表現後，更是對毛澤東產生發自內心的愛慕之情，認為自己當年對中共的提攜沒有白費。事實上跟著「白團」來台灣幫助中華民國的前日本軍人，在日本退伍軍人團體中屬於少數中的少數。
抗戰期間指導日軍轟炸重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把台灣建設成島嶼要塞，抵禦美軍空襲的遠藤三郎，還有發起諾蒙罕事件、進攻新加坡並針對華人華僑發起肅清行動的辻政信，都在50年代當過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白團」前後來台灣的日本顧問數量為83人，可是當遠藤三郎在1956年號召組織舊日軍退伍軍人訪問中國大陸時，就有200人報名參加，數量是「白團」的兩倍。
也因為要爭取日本友好的緣故，曾經於百團大戰和韓戰中為中共立下戰功，官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還是逃不過在文革中被整肅致死的命運。其中一個彭德懷被整肅的原因，就是他在百團大戰中暴露了8路軍20%的兵力。然而也因為有百團大戰的關係，日軍徹底轉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從原本一群由蘇聯扶持的烏合之眾轉變為真正能鞏固「大東亞聖戰」戰果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並決定加以扶持之。
林房雄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認為把日美「百年戰爭」延續下去是中共悲壯的神聖使命。前日本航空自衛隊西南混成團司令佐藤守空將，也在《大東亞戰爭在昭和50年4月30日終結》一書中，表示「大東亞聖戰」的真正終結日期是1975年4月30日，即北越正規軍推翻南越政府，把美國趕出越南的那一天。因為越戰的勝利是亞洲民族的勝利，而中共在越戰中的支持又對北越贏得的勝利至關重要。
在日本右翼的論點當中，「大東亞聖戰」的遺產是促使了東南亞各民族獨立，破壞了英美「白色亞細亞」的計劃。可事實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獨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更符合舊日本軍的期待。根據小代有希子的研究，甚至「一帶一路」的概念，其實也來自戰時日本政府與蘇聯、德國合作推動歐亞聯盟。從這個角度來看，二戰日本還真的沒有戰敗，只是以武士道亡魂之姿附身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而已。
或許百團大戰沒有影響1940年的歐洲戰局，但是卻影響到了今天的海峽兩岸、印太地區乃、歐亞大陸甚至全球的政治發展，還是有我們這些後人所不能忽視的戰略意義…..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