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抖音等中國社交媒體，如同武漢（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除了有龐大的使用者之外，還有許多西方左派親共媒體為之保駕護航，《紐約時報》就是一個典型。
二零二零年二月，致力於遏阻中國在美國發動宣傳戰的聯邦眾議員班克斯（Jim Banks）等人要求司法部介入調查中國大外宣與美國主流媒體之間的金錢往來。《中國日報》隨後應要求申報了二零一六年以來其在美國的活動資料，包括與美國多家媒體的金錢往來被攤在陽光下。《中國日報》的申報文件顯示，《華盛頓郵報》與《華爾街日報》每月各收取超過十萬美元，在其紙本刊登中國宣傳性質文章。《紐約時報》在二零一八年收取五萬美元在網站上置入業配文，《中國日報》在其紙本下廣告砸的錢可能更多——《紐約時報》在過去十年刊登超過兩百則中共宣傳性質文章，部分業配文企圖掩飾中國侵害人權的行徑。比如，二零一九年的一則影音廣告為宣傳新疆地區觀光，將受壓迫的維吾爾族人描繪成中共統治下心滿意足的人民。在國會的壓力之下，《紐約時報》被迫停止接受中國「國營媒體」刊登品牌置入內容（branded content）廣告的決定，默默刪除網站上數以百計的中共宣傳業配文。班克斯評論說：「《紐時》不再支持隱瞞中共暴行的作為。我希望其他媒體跟進，開始將美國價值置於共產黨的賄賂之上。」
有償新聞或許暫告一個段落。《紐約時報》卻從來不曾為這一為中共塗脂抹粉的卑劣行徑公開道歉，繼續佔據「第四權」的道德高度，逢川（川普）必反，逢共（中共）必親，沒有絲毫的改變。對於川普政府查禁微信，《紐約時報》科技記者孟建國（Paul Mozur）發表了一篇題為《川普行政令為何將矛頭對準微信》的文章，批評川普政府是閉關鎖國，讚揚微信是「中國最具開創性的互聯網產品」及「國際交流的橋樑」。
這篇發至台北的文章寫道：「在中國，微信做的事情比任何應用程式理應做的都多。人們用它來聊天、購物、分享照片、支付帳單、獲取新聞，以及轉賬匯款。……中國的這款『全能』應用程式也是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連接起來的為數不多的數字橋樑之一。現在，這座橋有倒塌的危險。」作者擔心，「美國公司可能會被禁止在微信上做廣告，讓它們失去進入中國龐大消費市場的一個關鍵管道」。文章更是引用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的反駁，稱美國政府的行政命令是「赤裸裸的霸淩行徑」，並說美國「藉口國家安全，頻繁動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非美國企業」。這篇文章呈現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觀點的篇幅，遠遠超過呈現白宮發言人的觀點的篇幅。孟建國及其他記者還發表了多篇一看題目就是反美親中立場的報道，如《美國制裁中港高官引發譴責與嘲諷》、《川普限制TikTok背後的中國邏輯》等。《紐約時報》越來越像《環球時報》了，因為它從中國哪裡得到的好處遠遠多於從美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好處。《紐約時報》失去了其「報格」。可是，左派文青繼續將其奉為聖旨，甘之如飴。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能成功嗎？ ｜ 更多文章 ）
微信真的是橋樑嗎？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王亞秋指出，與北京的防火長城相比，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顯得微不足道。雖然川普政府的做法帶來了言論自由的問題，但微信在民主社會中起的作用非常令人擔憂。她不贊同《紐約時報》使用的「橋樑」這個比喻，因為微信是中國政府囚禁海外華人的「監獄」：「現在的一個現象就是，出了國的海外華人資訊是從微信上獲取的，微信上的資訊則經過中國政府審查過的。住在紐約的華人，看到紐約的情況，可能是通過微信上的資訊去瞭解。」這是一種「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願挨」的洗腦與被洗腦。微信成功地將中共的信息戰、精神統治延伸到美國和其他國家。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微信，也就有老大哥的刀鋒般的眼睛。因此，王亞秋認為，與查禁微信造成的各種不方便相比，微信所造成的資訊壟斷、言論審查、海外監控的危害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