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義大利的數月間，太多患者生命最後的經歷一致：延遲送醫、在醫院未得到適切照顧、孤獨面對病魔而死。遺屬組成「我們要控訴」團體，要政府給個說法。成員強調，不是要追究醫療人員責任，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但導致這場災難的人必須下台。
克莉絲蒂娜．隆吉尼（Cristina Longhini）在醫院外枯等四小時後，領到一只黑色垃圾袋，裡面裝著她父親的遺物。兩個禮拜後，她鼓起勇氣打開袋子，裡面有件血跡斑斑的汗衫，像是父親沉默而苦痛的遺書。
沒有一句再見的別離
三月下旬一個豔陽高照的春日，卻是克莉絲蒂娜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當時義大利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燒，她的父親住院一個星期後，醫生在電話裡告知「死了」。倉皇送醫時，父親沒帶上身分證，她在領回垃圾袋後，還要指認遺體。這是個艱鉅的任務，在生死離別的哀傷外，曾經是生命中最熟悉的親人，現在卻是如此陌生：圓瞪的雙眼滲著血跡，乾掉的鼻血，張開的嘴像是在吶喊。
她的父親克勞帝歐．隆吉尼（Claudio Longhini）在三月初輕微發燒，還有噁心、嘔吐、腹瀉等症狀。二月底，「一號病人」揭開在義大利悶燒多時的疫情後，克莉絲蒂娜和家人很快懷疑父親是染上世紀病毒了。但家庭醫生在電話中診斷，只是腸胃型流感，開了些克流感、抗生素。拖了半個月，克勞帝歐終於進了醫院。但醫院已經有太多病人，病情已經太嚴重，她說：「已經太遲了。」
六十五歲的克勞帝歐剛剛退休，在長壽的義大利算是壯年，還在冰淇淋公司上班時，每天開車兩百公里跑業務。家人難以置信，一家之主就這樣撒手人寰，一句再見都沒有。由於擔心感染，新冠病毒患者進醫院後，只能孤獨面對病魔、孤獨死去，家屬則被傷慟、遺憾、困惑與憤怒折磨著。父親死後，克莉絲蒂娜沒有一夜好眠。
羅倫佐（Alessandra Lorenzon）同樣無法相信，父親只不過是去療養院復健卻從此天人永隔。他在去年十二月因為發燒住院，出院後，醫生建議到療養院復健體力。到了三月，療養院為了遏制疫情禁止家人探視，接著連視訊聯繫也斷了線，像是落入黑洞中，家人、病人懸在漆黑的無重力狀態裡不著邊際。後來療養院通知，她的父親發高燒，緊急送往醫院確定染上新冠病毒，一天後，捎來的就是死訊。
要求檢方調查流行病肆虐的原因
在疫情中，死後的魂魄四處遊蕩。克勞帝歐居住的貝加莫（Bergamo）是義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地方，火葬場日夜加班也無力消化，政府調派軍車載送爆增的遺體到其他城市火化。在確認遺體後，克莉絲蒂娜再度失去父親的音訊，沒有人通知她遺體送往哪個城市、何時可以領回骨灰。一個月後，她才知道父親的遺體去了兩百公里外的費拉拉（Ferrara），「因為火化後，費拉拉的市公所馬上給我帳單，要我匯款五六三歐元。」
太多人有著跟克莉絲蒂娜、羅倫佐一樣的經歷：延遲送醫、缺少居家醫療、在醫院也沒有得到適切的照顧、音訊渺茫。他們覺得，被政府拋棄了，沒人保護人民健康，任由兇猛的病毒肆虐。他們居住的倫巴底（Lombardia）大區是義大利最富裕發達的地方，最先進的醫院在傳染病前卻是束手無策，表現比其他地方都還要差勁，有最多的感染人數、最多的死者。
新冠病毒的遺屬要政府給個說法，組成「我們要控訴」（Noi Denunceremo）團體。六月十日一早八點，貝加莫的地方法院還沒開門，階梯上已經大排長龍，克莉絲蒂娜、羅倫佐也在其中。這天有五十個人遞狀，要求檢察官調查流行病肆虐的原因，「我們不要賠償，我們要的只是真相和正義。」
洛卡堤（Consuelo Locati）是位律師，她的父親也被病毒奪去性命，她和其他七位律師負責處理「我們要控訴」的案子。在首批遞狀的五十人後，他們還在評估上百個案例。在倫巴底之外，其他地方的遺屬也紛紛提出控訴。洛卡堤說：「目前確定會指控的是，非蓄意造成傳染病流行，但也在評估其他的罪名。」
控訴政府未保護人命與尊嚴
單一個案是意外或疏失，但成千上萬的案例說明是系統出了問題。倫巴底政府主導下的醫療體系在過去多年「追求卓越」，以提高效率之名大幅私有化，打造國際級的醫療中心，進行最尖端的手術。但利潤微薄的預防醫學經費大減，基層醫療的家庭醫生網絡支離破碎，當疫情的海嘯襲來，沒有第一線的堤防阻擋疏導，最優秀的大型醫院也難以應付如潮水湧入的病患。
洛卡堤強調，「我們要控訴」不是要追究醫療人員的責任，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她說：「他們在缺少個人防護措施的狀況下，被丟到戰壕裡苦戰。」一些家庭醫生沒有到家看照病患，因為他們沒有口罩、防護衣，勉強看診徒增傳染風險。
「我們要控訴」還寫信給歐盟執委會、歐洲法院，要求必須有人擔起政治責任，因為在倫巴底肆虐的疫情，違逆歐盟《人權憲章》中宣稱要保護的人性尊嚴與性命。
「我們要控訴」的主席富士托（Luca Fusto）失去了父親，他說：「導致這場災難的人必須下台，出問題的是倫巴底整個醫療體系，而這裡的醫療體系任命就是政治任命，是政治人物在操弄、管理醫院。」尋求正義的過程也因此沾染上政治色彩，「我們要控訴」被貼上左派鬥爭右派的標籤。過去二十六年來，倫巴底是由右派執政，最近七年則由極右的聯盟黨（Lega）掌權。不過，富士托指出，「我們要控訴」背後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包括左派也對他們不聞不問。
身為聯盟黨中樞的倫巴底利用疫情與中央政府爭鬥，相互推諉責任，結果是苦了老百姓。儘管倫巴底政府手忙腳亂，負責應對疫情的福利局局長加雷拉（Giulio Galera）多次失言，但仍受到支持者的熱情擁戴。
「我們要控訴」的成員還沒遞狀，富士托便接到「同鄉」的關切。出身貝加莫、在倫巴底政府擔任交通局長的特爾齊（Claudia Terzi）親自打了電話給他，「您問我，為什麼法院前有這麼多人聚集？」富士托對著話筒喊著：「這不是政治活動，我連您是哪個政黨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知道的是，醫療體系在疫情中反應遲鈍、系統崩潰。」
「我們是閉著眼睛走進危機的」
可以想見，特爾齊搬出醫療人員的犧牲當擋箭牌，希望「我們要控訴」別鬧了。但富士托反擊：「如果需要有人當救命英雄，我們沒有準備好；如果需要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上班，我們沒有準備好；如果等一輛救護車要八小時，我們沒有準備好。」
掛斷電話後，富士托怒氣漸消，解釋著沒有要誰去坐牢，但系統出錯了，系統就要改。他描述著，武漢爆發疫情後，大家仍像活在童話裡，以為中國遠在月亮上。事實上，中國就在身邊，與工商發達的倫巴底交流頻繁。他說：「我們是閉著眼睛走進危機的，我們知道危險，但閉上眼假裝不知道。」
病毒讓大家睜開了眼，但醫療體系的黑洞還在。身形嬌小但扛起訴訟責任的洛卡堤有信心，「這是很繁重的工作，但我相信，我們會照進一點光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