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其實八九十年代，中共考慮香港問題，還有個想法，就是如果能把香港問題處理好的話，也能讓台灣人放心。但是現在讓台灣人看清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種食言。
習仲勳比同期中共領導人更了解港人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1978年至1980年曾在廣東省擔任過省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當時他面對了大批內地人逃往香港的局面。當時習仲勳是怎麼處理這個棘手問題的？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繼續處理中港關係奠定了什麼樣的基礎？
唐志學說，習仲勳是62年下台的，從62年到78年沒有工作，他一恢復工作就去廣東，一到廣東就發現偷渡問題嚴重。1978年6月他去深圳，發現這麼多人要離開中國前往香港，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他去了中英街，一條路，一邊是香港，一邊是大陸。他看了發現中國很落後。但是那個時候他還是信奉社會主義，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跑到資本主義那邊當奴僕、受人剝削。剛開始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79年6月份，中央開了個會議，李先念還批評他和廣東的領導人，說他們沒有把工作搞好。習仲勳還做了檢討，提出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是發展生產，要治本，肯定是要讓人活得更好；第二是愛國教育，讓人們信任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第三個是抓所謂的蛇頭、做好堵截工作。本來也是因為偷渡問題，習仲勳感覺到可以通過特區讓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區搞好的話，也需要香港人來投資。所以馬萬祺、李嘉誠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習仲勳，所以習仲勳那個時候比其他中共比較高級的領導人更早了解香港人怎麼想，比較早了解到他們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時候第一個碰到的領導人就是習仲勳。
習仲勳的人性多一點黨性少一點
為什麼習近平和他的父親在處理香港以及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手段截然不同？陶傑說，在中國的人治中，兒子的作風不必和父親一樣。中國的父權壓抑很厲害，有時候兒子壓抑之後，要逆反才覺得自己有了完整人格。
史達林的女兒都跑到美國了，跟她父親一刀兩斷，尤其是這種共產黨的國家，父親左兒子可能很右；父親很右，兒子可能很左。所以這裡面或許有逆反心理。習仲勳自己在西北陝北這種地方沒有上過大學。但是他這個人生下來的性格比較慈悲一些，黨性比較弱一點。
他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現出來。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時候長大的時候可能是滿清末年，或者民國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響。但是現在中國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思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