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爭議的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毫無懸念地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並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立即簽署生效實施。該法標誌北京不惜以破壞一國兩制承諾以及進一步加深與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關係的裂痕為代價而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並致力於對香港實現徹底的政治轉變。
有分析認為，港版國安法從審議到通過僅用不到兩週時間，凸顯習近平專制的領導風格以及對異見毫不包容的態度。這與其父親習仲勳在1978年至1980年在廣東省任職期間處理中港事務的行事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為什麼習家父子兩代中共領導人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大不相同？兩種不同的行事風格當中哪一種更有利於解決矛盾，化解分歧？
習近平的性格決定對港政策
香港時事評論員、暢銷專欄作家陶傑說，中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國家。鄧小平統治中國的時候說過改革開放100年不動搖，中國對外政策要韜光養晦。如果是韜光養晦、改革開放100年不動搖的話，如果他（鄧小平）真是個皇帝，他就得把這個聖旨寫到天安門前面的一塊鐵碑上面，以後生生世世的繼承人都要跟著這位高祖的指示來辦，這還可以。
清朝，滿清康熙皇帝說太監永不許干政，差不多執行200年。但是中國現在的人治和明清以前的又有不同。一個皇帝死了，下一個皇帝上來又不一樣的。比方鄧小平說了韜光養晦，但是今天的這個不會照著辦，說已經結束了，現在是要亮劍的時候。中國是一朝天子、一朝法律。
鄧小平那個時候對香港人說當然是50年不變，50年不夠再給你50年。你們不要再問啦，要不要我燒香賭咒啊這樣。鄧小平不知道，他死了以後，接他的位置的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樣。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對不對？鄧小平留學過法國，經歷過一二次大戰，在40年代讀過大學，會英文。後來的胡錦濤受大學教育的時候已經是共產黨時代了，意識形態已經和1949年以前的中國毫無關係。
現在這位的父親受到迫害，本人受過鄧小平排擠，性格和心理會留下創傷。他覺得自己已經退讓足夠。中國是人治，沒有辦法。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是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會假設中國把香港破壞了對中國也沒有好處，這是外面的理性思維。但是中共的思考方式是和外面的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
香港作為西方與中國的窗口已經關閉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學者唐志學說，《國安法》是個里程碑，有三個原因。
第一，改革開放初期時，中國政府最怕香港會腐蝕國內政治，現在完全相反了，是中共影響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是和「一國兩制」精神不同的。
第二，香港本來是西方與中國之間的一個窗戶，但是就像陶傑說的一樣，現在因為有「勾結國外或者境外勢力、威脅國家安全罪」。昨天我的一些同事在twitter上討論，我們現在去香港的話是不是已經不安全了？但是幾十年前西方的中國通為了了解中國，很多時候都是去香港做研究採訪人家。這個窗戶可能已經不是以前那樣。
第三個，其實八九十年代，中共考慮香港問題，還有個想法，就是如果能把香港問題處理好的話，也能讓台灣人放心。但是現在讓台灣人看清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種食言。
習仲勳比同期中共領導人更了解港人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1978年至1980年曾在廣東省擔任過省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當時他面對了大批內地人逃往香港的局面。當時習仲勳是怎麼處理這個棘手問題的？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繼續處理中港關係奠定了什麼樣的基礎？
唐志學說，習仲勳是62年下台的，從62年到78年沒有工作，他一恢復工作就去廣東，一到廣東就發現偷渡問題嚴重。1978年6月他去深圳，發現這麼多人要離開中國前往香港，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他去了中英街，一條路，一邊是香港，一邊是大陸。他看了發現中國很落後。但是那個時候他還是信奉社會主義，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跑到資本主義那邊當奴僕、受人剝削。剛開始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79年6月份，中央開了個會議，李先念還批評他和廣東的領導人，說他們沒有把工作搞好。習仲勳還做了檢討，提出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是發展生產，要治本，肯定是要讓人活得更好；第二是愛國教育，讓人們信任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第三個是抓所謂的蛇頭、做好堵截工作。本來也是因為偷渡問題，習仲勳感覺到可以通過特區讓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區搞好的話，也需要香港人來投資。所以馬萬祺、李嘉誠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習仲勳，所以習仲勳那個時候比其他中共比較高級的領導人更早了解香港人怎麼想，比較早了解到他們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時候第一個碰到的領導人就是習仲勳。
習仲勳的人性多一點黨性少一點
為什麼習近平和他的父親在處理香港以及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手段截然不同？陶傑說，在中國的人治中，兒子的作風不必和父親一樣。中國的父權壓抑很厲害，有時候兒子壓抑之後，要逆反才覺得自己有了完整人格。
史達林的女兒都跑到美國了，跟她父親一刀兩斷，尤其是這種共產黨的國家，父親左兒子可能很右；父親很右，兒子可能很左。所以這裡面或許有逆反心理。習仲勳自己在西北陝北這種地方沒有上過大學。但是他這個人生下來的性格比較慈悲一些，黨性比較弱一點。
他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現出來。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時候長大的時候可能是滿清末年，或者民國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響。但是現在中國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思想了。
習近平和習仲勳對港也非絕對不同
唐志學說，習仲勳80年到中央工作的時候分管統戰工作，所以那個時候與香港的工作就有關係。1983年，香港有兩位年輕律師去北京見了習仲勳，習仲勳對他們說，如果我們不解決問題，我們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們就是李鴻章。如果改變，就不是特區，憲法三十一條就成為空話，這不但是這一代的想法，和誰死誰活沒有關係，會有下一代維護下去。
但是我們不能把習近平和習仲勳的不同太絕對化，因為習仲勳也接著說，香港一切我們都保證不變，當然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絕對自由，什麼制度都垮。
習仲勳80年代管理統戰工作的時候，不止在香港，在西藏和台灣問題上，習仲勳的作用也很大。但是有一點習近平和習仲勳很像。
習近平和馬英九見面的時候說，馬英九回憶錄裡說德國總理梅克爾問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和我們德國人不一樣？我們德國人很多幾年前的東西說丟就丟掉，你們卻這麼在乎。
習近平的回答是我們中國人，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誰丟掉，誰就是賣國賊。所以習近平在這方面肯定是很民族主義，這一點上，他的父親、老革命那一代的使命感起的作用很大。
習近平會繼續其強硬的對內對外政策
有分析說，習近平靠反腐鞏固權力，但權力越大反而越發沒有安全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一步步走到今天，手越伸越長。
習近平的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或者說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對此，陶傑表示，習近平下面的目標要保證中共明年成立100週年有一場大閱兵，要向第一代所謂的老革命有一個交代。所以他會維持非常強硬的對內對外政策，不會輕易讓步。如果川普連任，美台關係密切，中國是否會對台出兵？如果不出兵，他怎麼向黨交代？如果不出兵，是否會爆發大規模戰爭？這些都是值得觀察的。
嘉賓和觀眾聽眾發表的都是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