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特區在中國屢見不鮮，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甚至成為政府破局的屢試不爽的絶招。
但以往建設經濟特區的邏輯都有跡可循——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和廈門，分別為了承接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經驗和資金而設立。其後的浦東新區，乃至不久前設立的雄安新區，則是為了配合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大城市的發展，疏解一部分城市功能。
海南則完全不同於這兩種情況，既沒有臨近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供其借鑒經驗和承接資金，也沒有現成的大都市，供其疏解功能。
胡榮認為，海南自貿港的作用是，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試驗田，測試改革的深度。
她表示，海南自貿港目標是建立不同於內地目前經濟特區的一整套經濟貿易法制服務規則，為今後進一步推廣到全國來積累經驗和打好基礎。
這麼做，源自中國經濟的現實需求。中國雨後春筍的各類經濟特區已經難以取得深圳、浦東級別的效果。
王丹認為，中國現在有幾十個自貿區，互相爭奪資金和人才，新的自貿區很難脫穎而出。
胡榮也表示，以前中國經濟水平比較落後，引入一定程度經濟制度創新和改革就能帶來巨大的改革紅利。但是目前中國經濟體量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以前的方法已不能適應目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發展需求。
衝破目前的改革僵局，需要更強效的改革措施，更大的開放力度。
因此海南獲得的開放紅利是1978年以來之最。而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相對較小的經濟體量，使海南成為天然的一塊試驗田，用以測試中國開放政策究竟能走多遠。
從這個意義上講，海南成為測試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措施的「沙盒」，需要測試的最主要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到底開放到什麼程度可以不突破底線，又實現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