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夫人于勁生前留下的這部《厄運》，于韓戰70周年之際再版。對她，對我，這都是生命中的大事。
《厄運》初版，在1988年。作家朱蘇進當時寫下《焦灼的愛》作為序言。他寫道：
一位年輕女作家，在數年前，仿佛命裡註定般地接觸到了戰爭遺留下來的活化石——戰俘。他們的命運使她震撼，她毫不猶豫地把自己交給了他們，於是產生了這部書。
讀這部書需要勇氣，需要一顆沉著的心。它把人類的痛苦展示得如此奇異甚至輝煌。把人類所能夠有的生命力推到了極端，使之放射出幾乎目不能視的光華。
于勁走後，為重印《厄運》，我再次細讀此書。我確信翻開它的人們會發現，這部書具有什麼樣的分量。許多次，我不能不停下，控制自己的情緒。志願軍戰俘令人肝腸寸斷的命運撞擊內心；而這一悲劇的追尋者、記錄人，年輕時代的于勁，活生生地，不時躍然眼前。
三天后的一個傍晚。鵝毛大雪中，我被賓士而去的列車留在了一個孤寂的小站上。順著鐵軌，我找到了山西靈石縣城的舊城區，找到了城關中學的傳達室，我要找的正是那個看門老頭。……
這是于勁在書中留下的她當年採訪的一個側影。1985年到1987年，她在北京、河北、遼寧、吉林、山西、四川、江蘇尋找到近百位志願軍戰俘。我一件件整理于勁寫作《厄運》的遺物——採訪筆記、志願軍戰俘們給她的信和照片、她搜集並細緻編號的史料……，至今仍驚歎採訪的難度和強度。于勁的執著、堅韌、愛心，贏得了那些九死一生的老戰士的信任。這是品質。人的品質，決定了書的品質。
遺物中，有于勁的一篇自傳，我將它附於書後，便於讀者們對她多些瞭解。于勁追思會上，我倆的好友龍應台送來潔白的蘭花。輓詞寫的是：
率真的性情
堅毅的信念
溫暖的素心
純淨的靈魂
轉身時一縷清風
人品如花香縈繞
依依送于勁
─龍應台（二〇一六.十二.十九）
于勁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小說集《綿亙紅土地》（昆侖出版社，1987）。書中有一幅她的照片，飛濺的瀑布邊，高卷褲管，彎腰捧起浪花。她在照片下寫著：
我願這溫暖、喧騰、生氣勃勃的泉水，永遠給它的河床以衝擊，以托慰，以希望。這是她活潑潑生命的所在。
于勁與軍事文學有不解之緣。為採訪，她曾兩次到南部邊境，隨同部隊風餐露宿在邊境巡邏，有過炮彈就在近旁爆炸的經歷，甚至住進與敵方近在咫尺的「貓耳洞」（前沿坑道）。
女作家的到來，讓前線軍官為難。他們選定一個小小的掩蔽部，拉起布簾，作為她的臥室；給她一隻鐵皮桶，當作廁所。士兵們喜歡這位語速稍快的善解人意的姐姐，有個小戰士，拎著一台卡式答錄機，于勁走到哪裡，他跟到哪裡；于勁發現，小戰士是在錄她的聲音，他說：「你走後我們可以天天聽」。
離別那天，要通過一段暴露在敵方狙擊手視界裡的「百米生死線」，幾個戰士舉起衝鋒槍朝天射擊，吸引敵方注意，另幾個戰士護送她沖過險境。
于勁痛恨戰爭，但愛士兵——那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當她為寫作《厄運》開始採訪時，這種情感很自然投射到志願軍戰俘們——上一輩的年輕戰士身上。這個創巨痛深的悲劇，有太多太多的內涵，值得全人類深省。于勁不止一次對我說，她對暴力和意識形態深惡痛絕。是的，她說的是「暴力和意識形態」。
《厄運》初版後的數十年間，韓戰史研究又有長足進展。留學美國的常成博士，成為研究志願軍戰俘問題的首屈一指的歷史學者。他在美國查考研究了大量美軍、美國政府檔案，在中國大陸、臺灣、南美，採訪了多位志願軍戰俘。他對《厄運》的熟悉和肯定令我感動。遺憾的是，當他和我取得聯繫，希望和于勁見面時，于勁已經病重，兩位歷史真相的追尋者失之交臂。
感謝常成，在于勁追思會上，向朋友們講述《厄運》的價值，並代表尚健在的志願軍戰俘老人張澤石、林模叢，宣讀他們的深情來信。本書修訂，得到常成鼎力相助。我們一起核准包括人名、地名、數字、照片在內的所有史實，一起判讀于勁當年搜集的原始資料，我們甚至還一同去採訪幾位90歲上下的志願軍老人，讓他們把我們帶回歷史現場。再一次真切感受戰爭的殘酷，對我重讀《厄運》並做再版編輯工作，有不尋常的意義。
40多年職業新聞生涯裡，我第一次為親人當編輯。于勁生前曾多次和我提起，如果《厄運》再版，她一定要訂正一處誤記。這處誤記，當事人——一位戰俘老人看得較重。無奈歲月流逝，心願終未實現。她走得突然，那位老人是誰？成為我開始修訂書稿時的難題。意外的是，有一天整理遺物，老人當年那封正誤的來信，從一大堆資料中滑落到眼前。
那一刻的心情難以言表。我想對于勁說：我找到了！放心吧，會訂正的。
我理解于勁。這是她：善良，透明，眼裡揉不得沙子。她會率性地哭，淘氣地笑。她活力四射的生命，閃爍靈性的光，也有炙人的燙。
作家胡石言用「逼視」一詞形容于勁對世間的態度。他寫道：
她在嚴格地逼視人生的過程中，對於腐敗的部分，是不怕別人叫痛也要清創的；而對於健康的、新生的肌膚，她又是充滿著熱烈的珍愛。在展開了血污的或者陰鬱的多種矛盾後，從中捧出的美好的人性，才是更真更善更美的。在她構成的畫面上，理想的光華雖不燦爛，卻因為是渲染在濃重黝黑的底色之上，因而反差很大，開始有倫勃朗式的效果。
2016年11月26日，是她離世的日子。天不假年，我們剛剛相慶「銀婚」，還沒有真正邁入老年，自己的厄運降臨。2017年5月13日，我將她的骨灰撒向香港東部海面。那一刻，飄來細雨。
現在，我要和于勁一起，把新版《厄運》獻給大家：獻給我們的恩師徐懷中，獻給她的姐妹們，獻給至愛親朋，還有各個代際的讀者。我想說，這是寶藏，充滿人性的魅力；這是我的精神依傍，就像在最後的日子，于勁留給我的平和與沉靜。
在香港，她曾四次由救護車搶救送院。一次，在救護車中，輸氧後的她剛從呼吸急促的狀態緩釋過來，望著車上兩位高大英俊的救護員，還用柔弱的聲音打趣說：「為什麼香港的漂亮小夥子，都到救護車上來工作了？」
病危前，她在療養院。我推著輪椅上的她，穿行花園。那天我們唱起老歌，一首又一首。其中有二重唱《小路》：「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往迷霧的遠方……」
她不在了。我仍在路上。這條路比她在世時更加崎嶇坎坷，前方也更迷茫，甚至不無兇險。
于勁，給我智慧和力量……
＊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榮譽講師，中國傳媒研究計劃聯席主任。本文選自中國作家于勁書寫韓戰戰俘的長篇紀實之作《厄運》（香港天地出版）新版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