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間離開2019年的冬天進入2020年，世界讓我們慎重地學習生命課題—死亡。新冠肺炎的疫病席捲全球，防疫由「控制」的思維主導，一般個人的生命經驗成為細微末節，這篇文章試著呈現曼哈頓下東區在疫情下的人與生活。
不同於台灣的時間與疫情的發展，紐約對疫情的反應開始於3月的第二個禮拜，紐約各大學暫停校園課程，學生被疏散回家，老師們調整授課大綱改為遠距課程。第四週，紐約進入暫停狀態，所有公司機關改變工作環境與型態因應社會距離政策。新冠肺炎按下紐約暫停鍵，平常為工作忙碌的曼哈頓人有了在家自由支配的時間，街道漸漸地只看得到街友。
許多社福團體無預警的關閉街頭服務，但是街友無法暫停生活，他們頻繁地為日常食物、衣物、盥洗問題而穿梭街道找尋開放場所與排隊。街友面對疫情不理解但多數忍受，偶爾發脾氣怒吼「我受夠了」表達他們的存在。社會非正式地存在著對街友的互動距離，他們也不是維持城市基本運作的勞工，因此街友被認為是較低可能性的傳播者；公共衛生系統雖然不將他們視為有害的目標，但卻是被政府社會距離政策放置不顧的一群。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距離與隔離，能發動與參與執行的一直都是社會的資產階級。
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CW）在曼哈頓下東區維持每天的食物與咖啡供應，因為街道還是屬於街友的一部分。疫情的初期物資短缺，CW住民夥伴每天熬夜做馬鈴薯三明治、豆子湯，與咖啡；愛爾蘭裔的住民說馬鈴薯是飢荒的糧食，年長街友說豆子湯是他們一天最重要的主食。CW經常接到市政府或機構社工電話調查，詢問服務時間以便提供訊息給他們的個案。警察頻繁地拜訪，因為鄰居投訴我們違反社交禁令。我很感謝CW維持開放的決定；做出開放的決定不是輕率，年長慢性病的CW居民知道對健康的威脅，但是沒有異議地參與在備餐與遞餐工作中，一位有心臟病的居民說他不能忘記自己也曾經來自街頭。較年輕的住民，我們更積極與負責任地維持環境互動的安全，努力讓社會距離不會變成社會疏離。
2020年4月早上9:30的東一街屬於每一個人，沒有呼嘯街道的車輛。住民與志工疏導排隊的人群，街友領了咖啡後散開在一街各處席地而坐，也有人拖著床墊躺著吃早餐，享受沒有眼光打擾的清晨。第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年輕男孩，光著腳在街頭的中央轉圈。我站在窗戶旁邊看男孩為自己跳舞，認出他幾天前從背包中拿了三包紅豆沈默地遞給我，交換一杯咖啡、豆子湯，與馬拉薯雞蛋三明治。幾天後，一位坐在地上說餓著沒有力氣走到其他食物廚房的女孩，拿了兩束紫色的香花交換橘子跟香蕉。每天有將近200人來CW領早餐，有人順手亂丟垃圾，但也有人順手幫忙收拾。關係與關心，連結著用餐街道的清潔，生長出自發性的行動，沒有洩憤或自暴自棄地混亂，東一街的用餐區與街友逗留的第二大道對比附近的數字大道相對乾淨。CW的創辦人 Dorothy Day（1897-1980）與Peter Maurin（1877-1949）的哲學：「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人善易達的社會」我們無法預期明天能否繼續開放，住民或志工會不會感染生病，重複每一天的單調日常是我們的幸運也是壓力，偶爾看見街頭正向能量的發生是一種祝福。
進入5月，我們處在一個被食物淹沒的景象。紐約走過四月份對疫情的驚嚇後，恢復以消費來維持、重啟社會常態。大量的基金流入餐飲業，街友成為餐廳製作食物後主要的顧客；同時隨著活動的解禁，愈來愈多的團體與個人組織以遊民為對象的公益活動。午後的公園，一個街友的輪椅掛著兩大袋的食物混雜著冷熱食品，另一位遊民身旁放著4、5個餐盒，公園隨處是各種塑膠餐盒的垃圾。CW過去以超市快過期食物為主要物資捐贈來源，此時連續一個禮拜收到希爾頓飯店的食物，日式蕎麥麵、泰式咖哩、烤羊肉炒飯、鱈魚燉飯...。解釋異國料理的味道雖然曾經是跟街友們有趣的互動，但令人難過的事實是：我們因為紐約“恢復社會正常“的過渡期而被過度餵食。與食物氾濫同步而來的是警察驅趕已經在第二大道上「定居」的街友— 為更多紐約人即將出門活動做好準備。
最後，紐約作為一個建立在消費文化的城市現象反映在一位CW年長志工因肺炎疫情病逝。他於三月底在醫院過世，居住的安養中心拒絕接受他的遺體，輾轉由CW聯繫葬儀社與醫院太平間接洽。因為CW付的錢不夠選擇服務項目，葬儀社不提供線上遺體探視與追思（天主教儀式正式向遺體致意），也不能協商火化時間。一個半月之後，葬儀社無預警地送來他的骨灰，匆忙中CW舉辦非正式的追思聚會，匆忙中哀悼這位長年忍受病痛也堅持志工服務的朋友。在疫病與階級的社會距（隔）離，以及消費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活動與關係中，生者與終者的時間鏈結斷裂，死亡不再有生命力對生者訴說，對生者我們經驗到的是死亡的死亡。
＊作者為台灣育合春教育基金會支持於天主教工人組織進行服務交流，並於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神學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