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以產糖聞名的南部小鎮是很樸實恬靜的。我的中學生活在那裡度過。六年的數學我都是補考才及格的…。我們的學校是個環境幽雅怡人的省立女中。每一個去參觀的來賓都說它是全省最美的學校。…… —
我拿著1965年4月5日的「聯合副刊」，戰戰兢兢朗讀著〈屬於十七歲的〉前三段，在台北工專文藝社開始一場所謂的「演講」……。
「我們虎中校園比妳們虎女差多了」
1965年3月中旬，《幼獅文藝》主編朱橋（1930—1968）來信，囑我4月5日星期一下午兩點去台北工專（今台北科技大學）文藝社演講；寫了學校地址、公車路線、會在校門口等我…；信還沒看完，我已心虛得腦袋團團轉。那年我20歲，沒考大學，剛到台北一年，在永和竹林路租個小房間寫小說，一口台灣國語，哪敢去專科學校演講？匆忙鎖了門，慌慌張張跑去巷口撥公用電話，跟朱橋說我不要去。
「那怎麼行！」朱橋說，「人家要請妳去，我已代妳答應了，不能失信於人啊。」朱橋是個老實人，編刊物很靈活，也很照顧作家，他的「不能失信於人」一出口，我霎時想起父親「做人要有信用」的家訓，愣了幾秒鐘，不知如何接口。「不用怕啦，」朱橋接著說，「又不是要妳去講什麼大道理，文藝社的學生嘛，跟他們說些閱讀經驗寫作心得就好啦，輕鬆一點別害怕……。」
為了「不能失信於人」，我只好硬著頭皮前去。世間事也真巧，4月5日《聯合報》副刊發表我獲得「優選小說」的〈屬於十七歲的〉，15000字全版登完。朱橋陪我走進台北工專，演講會場門邊就貼著那張「聯合副刊」，一整版很醒目，學生還請我在版面右下角簽名紀念。朱橋說，「這因緣很特殊，妳開場就先朗讀幾段。」
朗讀之後，我從初一買第一本長篇小說《藍與黑》開始，說起在美麗校園和紅磚圖書館的閱讀，以及初二如何開始投稿，如何因投稿不接受訓導處審查而常被叫去問話，初三甚至被記了一次「警告」。那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14歲少女，以「創作為上」的天真挑戰了「教育威權」的故事。高三畢業，我放棄大學聯考參加文藝營，老師沒罵我，父母也沒反對…。回述不斷換筆名與訓導處周旋的投稿過程，曲折驚險如一部「諜對諜」電影，學生似乎聽得很有興味，不時發出笑聲；最後與學生分享的結論是：「堅持自由寫作」（這個信念至今未改）。
台北工專是五年制男校，初中畢業就可報考，台下學生有些看起來比我還小，但我一講完就有幾個舉手提問；其中兩個竟提到我的母校。
「請問，妳讀的是不是省立虎尾女中？」
「是啊，被你看出來了。」
「因為妳第一句就寫以產糖聞名嘛，我是斗南人，小學畢業旅行坐車經過虎尾女中，就是要去參觀虎尾糖廠，那裡的冰棒好好吃哦。」—當年虎尾號稱「糖都」，台灣則以「糖島」馳名全球。
「我是省立虎尾中學畢業的，」另一個說，「我們學校就在糖廠那條直直的大路走到底，但我們虎中校園比妳們虎女差多了。」
「啊，你去過我們虎女校園？」
「沒有啦，是在虎女教過的老師跟我們說的，你們虎女門口傳達室那個光頭老兵很兇耶，根本不讓男生進去。」
在那個當下，誰能料到有一天虎尾中學男生可以揹著書包堂堂正正走入虎尾女中的大門？
「妳們虎尾女中要被消滅了」
1979年，我還在忠孝東路四段555號《聯合報》社（現已改建為豪宅）上班，編輯部、編政組都在四樓，總編輯檯在最裡面，右側是直排的地方組，左側是橫排的副刊組。一個春日黃昏，地方組的黃寬趿著拖鞋來到我們副刊組，在我座位前神秘的看了我一眼：「季季，妳知道嗎，妳們虎尾女中要被消滅了…。」
「啊—，消滅？失火了嗎？」
當時外縣市新聞稿都以火車郵包交運，黃昏後陸續送抵地方組。除非特別的大案，地方新聞通常無法提到全國版，台北人看不到；黃寬從雲林縣記者的報導發現那消息，特別過來告訴我。
黃寬說，「省立虎尾中學」校址將改設雲林工專，虎中與虎女合併為「省立虎尾中學」，校址則移入虎尾女中校園，以後沒有「省立虎尾女中」了…。
「哇，我們虎尾女中被招贅，還得被冠夫姓啊？」
「是是，」黃寬也笑了：「就是這個意思，妳譬喻得真妙。」
「真是的，虎中比我們虎女還小好幾歲呢。」
「啊？」黃寬哈哈大笑，「原來虎女招贅的是小丈夫，那好，以後你們虎女就是某大人坐金交椅啦…。」
「某大人坐金交椅」是台灣俗諺，我的母校「省立虎尾女中」則確實於1979年「被消滅」了。—後來，甚至「省立虎尾中學」也「被消滅」了；凍省之後於2000年升格為「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957至1963年我就讀省立虎尾女中期間，中學學制還分省立與縣立，有些初、高中也男女合校。「省立虎尾女中」與「省立虎尾中學」是雲林縣最難考的名校，但兩校各據東西，男女壁壘分明。1979年合併後，不再各唱各調，少男少女青春曲的二部合唱我無緣參與，唯有在記憶裡聆聽母校的女聲喧嘩。
只有青春少女才有這等天真的膽識
「省立虎尾女中」始自1940年成立的「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校」，教室建築，庭園設計，動線規劃，花木裁植，都流露著柔和的女性美感；是專給當時任職糖廠與軍用機場等機構的日本人千金讀的學校。
1945年光復後，糖廠和機場等機構的日本人走了，台灣女學生終於有資格就讀。—我的台灣同學來自各鄉鎮，也有來自糖廠安慶國小與機場空軍小學的外省人。
1957年之後，早上我走入校門時，迎面是兩旁栽植成半月形的木芙蓉，枝幹細緻高聎，微彎的枝頭綴著桃子型的綠色花苞，盛放的粉紅花朵，正在轉紅的白花。我們初中部教室在日本人留下的土黃色木造樓，樓前橫植七八棵高大的深綠椰子樹，中午我常站在二樓走廊往下望，欣賞那兩條半月形的粉紅花廊。黃昏走向校門放學時，枝頭的花朵已由粉紅轉深紅，傳達室的光頭老江拿著畚箕在掃一些落下的花瓣。多愁善感的同學說，「好可惜啊，那麼美，一天就謝了。」開朗樂觀的同學說，「有什麼好可惜，明天又會開啦。」還有同學說，「為什麼芙蓉花一天要變三種顏色呢？真奇怪！
我什麼也沒說，在夕陽裡趕去虎尾火車站，搭糖廠的五分仔車回家。在多愁善感、開朗樂觀與「為什麼」之間，那兩排半月形木芙蓉的色彩幻變，一天天讓我更理解了生命歷程中從不缺席的盛放，失落，以及無解的「為什麼」。
校園另一勝景是最裡面的古典噴水池，鄰著木造禮堂（兼音樂教室）與操場，圓形池邊環繞著草坪與垂柳，並有幾條長方形石椅。上完音樂課或體育課，我們有空就坐在那裡，拉著柳葉搖來搖去說天道地；偶而池裡躍起幾隻魚，跑近細看已無蹤影。
初三時，我已會背些唐詩宋詞，同學常要我背給她們聽。坐在池邊時，我背「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她們就說，「不要背那個啦，好悲傷哦。」我背〈長恨歌〉，她們要我背幾句就好；背到「芙蓉如面柳如眉」就歡喜拍手，笑說很像我們學校，又有芙蓉又有柳。唉，把唐朝的楊貴妃跟虎尾女中聯想在一起，也只有青春少女才有這等天真的膽識。
＊ 兩個外省老師與一個台灣老師的故事
那段女聲喧嘩的時光，老師也大多是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人。我印象最深也最喜歡的是南京金陵女大出身的馬老師，初中三年的英文都是她教的。她是全校最漂亮的老師，聽說先生韓戰期間被派去韓國，一直沒回來，公公在虎中教歷史，她帶著幼小的兒子陪公婆住在虎中教員宿舍，騎一輛深紫的低軌腳踏車來虎女上課，出現在教室時永遠是優雅的笑容，還教我們唱Patti Page 的歌〈Tennessee Waltz〉。—我常想起她，不知她的先生是否已從韓國回來？
教國文的奚老師則是另一種典型，愁眉苦臉少有笑容，教到「國破山河在」還會痛哭流涕，讓初二的我們驚得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但我從此認知了文學的力量可以穿越古今。
教家事的陳老師又是另一典型。她是台灣人，氣質嫻靜，穿著樸實，教我們編織，縫補，做點心，做家事，更重要的是作客禮儀…。
「我少女時代去姑媽家吃拜拜，客人走後，幫忙收拾碗盤掃地擦桌子，發現姑媽坐的那張桌子底下堆了十多條炸豬肉，姑媽看了直嘆氣，說是我表兄的女同事，看她盤子沒了就趕緊再挟一條給她，以為她很愛吃呢，原來她都丟到桌子底下了…。」陳老師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任何食物都很珍貴；「妳不愛吃或不敢吃，就要坦白說出來，不要浪費食物。」—我謹記她的告誡，至今奉行不渝。
第一篇小說〈小雙辮〉的誕生
在虎女的六年歲月，我常在肯定與懷疑之間，也偶而在反叛與沉潛之間。因投稿不願送審在初三被記「警告」時，我站在穿堂布告欄下看訓導處公告，沒有憤怒，也不覺羞恥，只認為是一種激勵。
訓導處可能認為已盡責的「警告」過我，之後也不再要求我投稿送審；後來創辦《虎女園地》還約我寫稿；我的第一篇小說〈小雙辮〉就是這樣誕生的。
高一時，「虎女鼓號樂隊」成軍，校外遊行氣勢高昂，果然女聲喧嘩。大鼓雄壯，小鼓輕俏，大喇叭宏偉，小喇叭亮麗，我選擇低沉的吹伸縮喇叭。高二時，我在數學課偷看郭良蕙的小說，一向笑瞇瞇的李老師對我說，「妳去外面鳳凰樹下看比較自在，在教室裡偷看很緊張嘛。」—他了解我不愛數學；我拿著那本《心鎖》走出教室時更愛李老師了。
永遠穿著深藍長旗袍的曹金英校長，大概也聽說我一些「劣跡」，但遇到時不提舊事，每次都笑著摸摸我的頭：「最近數學是不是又考零分啦？」—她從沒指責我，畢業時還以紅皮相簿相贈，扉頁以楷書提寫「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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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芙蓉與垂柳之間，在啟發與包容之間，在喧嘩與低沉之間，我成長為一個更理解生命與人性的，自由寫作者。—這都要感謝我的母校，「省立虎尾女中」；它今年77歲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原刊於《自由時報》副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