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異議人士張向忠，來台旅遊「受到李凈瑜感召」，決定脫團「跳機」，申請政治庇護，五天後由移民署「尋獲」，並留滯訊問，一剎時彷彿又回到「反共義士」的年代，就是時空錯置得難免令人尷尬。
自上個世紀韓戰時，自韓國戰俘營送來一萬四千名選擇「投奔自由台灣」的「反共義士」，這個名詞很長一段時間是台灣對中國大陸展現民主號召的符號，「123自由日」由是而生，「忠義山莊」（後更名為榮譽國民之家）由是而建這批「反共義士」一直為政府（退輔會接手）照顧；一九六０年代起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大陸興起一股難民潮，出逃香港者居多，部份自香港再轉移台灣，則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後更名為中華救助總會）協助安置；在眾多「反共義士」中，最人熟知的則是駕機來歸義士，除了他們的軍機就是他們獲得的黃金，其實，當年除了有駕機來歸獎勵辦法，還有「起義船隻處置獎勵辦法」。
隨著兩岸開放交流，台灣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反共義士」也成為歷史名詞，黃金獎勵辦法九０年代初期即陸續廢止，「駕機來歸」者不但不再是「義士」，反而可以以「劫機」論罪，這不是台灣獨有，而是配合國際，但從此就沒有除了嫁娶之外的大陸人士希望留在台灣嗎？當然有！舉例而言，六四之後，台灣同樣協助安置若干人士，多半隱於市，從當年的「反共義士」，到後來的民運人士，再到晚近的維權人士，台灣多半以短期居留方式─如訪問學者，協助他們在台過渡後再轉往他國。
附帶一提，曾經爭執激烈的大陸學歷認證，早在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期後半段的就已提出，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吳京，這項「政策」導致吳京「無預警離職」，其實，政策背景可上溯前教育部長毛高文，為的就是因為「反共義士」來台，工作就職上有困難，希望能從承認大陸學歷著手，給「反共義士」就職就業的一個認證依據和法源。
二００四年以偷渡方式來台的民運人士燕鵬和陳榮利大概是最近一起比較知名的案例，但他們到了金門即使未被遣返，卻被先送到安置偷渡客的靖廬，可想而知，在「法定要件」上，他們是被視為偷渡客而非「義士」，燕鵬在台灣輾轉十二年之後，進了神學院成了牧師，這才拿到了他的身分證。
從燕鵬的案例看張向忠，可以想見他脫團僅憑「受李凈瑜感召」，就要留在台灣，其難度不可謂不大。移民署將為張向忠召開跨部會會議，陸委會的說法要先釐清「事實」才能再處理。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制定的〈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訂有「專案許可」辦法，但張向忠能否符合？解釋空間極大。
符合上述專案許可辦法的要件有五：一、對臺灣地區國防安全、國際形象或社會安定有特殊貢獻；二、提供有價值資料，有利臺灣地區對大陸地區瞭解；三、具有崇高傳統政教地位，對其社會有重大影響力；四、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經有關單位舉證屬實；五、領導民主運動有傑出表現之具體事實及受迫害之立即危險。
持平而論，張向忠的情況與上述五款都有落差，他參加「新公民運動」，但還談不上有領導的傑出表現，他被以信用卡詐騙判刑入獄，算不算受迫害或許有仁智之見，但他能自由出入境並來台，若說他「有受迫害之立即危險」，似乎言過其實，然而，當他以嚮往台灣民主自由和NGO人士的骨氣申請「政治庇護」，移民署若不買帳硬將他遣返，很難設想回去他可能遭到何種處遇。那麼就很難避免救援之人權團體所言：勢必遭到國際譴責。
台灣號稱人權立國，但不能不正視一個事實，對於外來人口，我們的善意絕對不若我們口頭上所說的多，不論是民運人士、維權人士，依舊潛藏著疑忌參半的情緒。台灣糾結複雜的情緒卻被《環球時報》一語道破，「恐怕更是臺灣當局的一個燙手山芋。由於這件事已被媒體傳開，如果臺灣不收留張，會『政治上丟分』。如果收了，説不定會提示大陸其他想移居臺灣或境外其他地區的人，産生某種『示範效應』。」什麼是「示範效應」？文章以調侃的語氣指，「如果台灣接收異議人士的熱情高昂，未來可能會出現『赴台旅遊滯留不歸異見人士團』…。」（註：環球網已移除，其他網站仍可看到該文）
當年的扁政府有一個燕鵬，在台波折十二年；如今的蔡政府又來一個張向忠，留是不留？躺在立法院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條文（有關政治庇護的增訂條文），乃至二００五年即提出但毫無進度的難民法草案，到底要審不審？要通案與國際人權接軌？還是維持兩岸架構下的「專案考量」？這個答案或許已經到了不能再拖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