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煒專欄:大蕭條到新冠─經濟危機造成的變局

2020-04-0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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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帶來的衝擊,將改變國際的經濟與政治權力。(AP)

新冠肺炎帶來的衝擊,將改變國際的經濟與政治權力。(AP)

新冠肺炎仍在衝擊全球經濟、且預估各國經濟衰退幅度高於2008年的金融海嘯,這次新冠很可能就如過去幾次重大經濟危機一樣,永遠改變「一些事」。

大蕭條讓新政出現,凱因斯登場救援

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堪稱百年來影響最重大的經濟事件。在政策上,它帶出了小羅斯福的新政,其意涵與理念在「劫富濟貧」、均富平等,除了社會安全與福利項目增加外,最高邊際稅率一路提高到90%;經濟理論上,則是凱因斯政府干預的總體經濟登場。二戰後美國主導與盟邦訂出的戰後全球經貿、金融架構─包括布列頓森林體系、成立IMF、世銀、GATT(WTO前身),也是記取大蕭條教訓的擘畫。

享受戰後20多年的「黃金時代」後,全球經濟碰上停滯性通膨與能源危機衝擊,為之後80年代的雷根、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鋪好路,這是資本家成為上帝的年代,他們自由移動於世界各國、尋找給予其減稅甚至補貼的地方投資,結果是貧富差距擴大,經濟體賺到經濟成長率,但基層勞工實質薪資停滯甚至減少。

其間經過1987年的美股單日重挫22%的崩盤,確立央行(Fed)救股市的「職責」,加上90年代的新經濟、亞洲金融風暴、金融監理放寬、世紀初的網路泡沫等,金融市場隱然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核心,各國政府與央行都成為金融市場的幫手(或人質)─所有積弊與問題,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一次爆發。

金融海嘯把銀行國有化,央行QE撑市場惡化貧富差距

這次金融海嘯造成的改變與影響,雖不能與大蕭條相比,但已經是近數十年來最重大的改變了。財金政策思維上,所有曾經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從此立場上退卻,接受「大到不能倒」的現實─每個國家都以納稅人錢、投入大規模的資金去援救破產銀行,甚至直接「收歸國有」,如英國把北岩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國有化」;美國財政部對9家大銀行的「資本強化計劃」,拿了2500億美元硬塞給每家銀行數百億美元,依照執行此計劃的財長鮑爾森的說法:「我們把金融體系國有化了」。

金融政策上,從此央行的彈藥庫中,多了一項過去不存在、因應海嘯而出現叫「量化寬鬆」(QE)的「毀滅性武器」,對金融市場而言,過去已得到確立的「葛林斯潘賣權」(指老葛治下的Fed永遠會出手援救股市),現在幾乎是得到所有央行的背書、認可。不過,QE明顯更惡化貧富差距,這是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起因,也是之後歐美各國反菁英的民粹浪潮捲起的原因。

在國際關係上,海嘯捅出的簍子太大,震央所在的歐美無法自己收拾,必須納入其它有規模與實力的新興經濟體,2008年11月召開首次「G20峰會」(20國集團峰會),這個1999年就成立的「G20」經濟合作論壇,正式從過去的部長級升格為元首級,傳統上以「G7」為全球經濟治理合作與對話平台的架構也由G20取代至今。

中國拉近與美差距、帶動3成全球經濟成長,G2共治形成

此外,當時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計劃,讓經濟成長率撐在10%上下,成為全球經濟的帶動引擎,此後多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都在三成以上,超越所有先進國家,一度出現「G2」之說:認為中美兩大經濟體「共治全球經濟」。

金融海嘯更長遠的「溢出」效應是:中國更拉近與美國的差距、對本身的制度更有信心,美國因海嘯損傷經濟實力、更重創「美國模式」的信譽,一直對開發中國家推銷的所謂「華盛頓共識」蒙塵,「北京共識」趁勢而起甚至取而代之─今日的中美之爭,一定程度上在當時已種下。

這次新冠對全球的衝擊與影響、甚至其長尾效應,各界都已在作預測評估;從加劇逆全球化、供應鏈反轉、到辦公室與社交文化、國際政治,甚至政府對民眾生活的干預程度、自由與集權的分際,都可能發生改變。

供應鏈、全球化、辦公方式會因疫情改變嗎?

以全球化與供應鏈而言,走了30多年,全球化深化、供應鏈分工配置更細緻、更有效率,所有參與者都從中獲利,但從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到這次疫情中斷全球交通、造成斷鏈(連蘋果都要「限購」產品),全球與供應鏈的脆弱被凸顯,業界認為疫情過後會有移轉效應,廠商寧可找鄰近的廠商供應,而不再仰賴便宜但遙遠的供應鏈。

這個是否成真待觀察,如果廠商認為疫情短暫影響就結束,且類似的大瘟疫可能十多年才一次,未必會為此花錢移轉,就如SARS也未導致供應鏈遷移。至於逆全球化是否發生,因目前全球化的正反力量(川普是逆全球化力量的代表)仍在拉扯,新冠固然讓逆全球化加分,但尚不到定生死的時候,全球化是繼續前進還是倒退,將取決於更多其它因素。

至於居家辦公、遠距辦公等是否會因疫情影響成為主流,應該是不會。居家辦公並不新鮮,多年來「時盛時衰」,原因端視企業評估其效率與益處多大而定。雖然曾有研究評估指在家辦公效率高出13%,但企業對此其實有相當大的疑慮。

最著名的「反居家辦公」者莫過於賈伯斯,他認為許多好的創意、點子,都來自員工一起辦公時產生的「碰撞」,而居家辦公完全無此功能。幾年前就曾有不少科技企業開始取消居家辦公,最著名的是2013年雅虎全面取消居家辦公,要員工回到辦公室上班;甚至推動居家辦公多年、號稱有4成員工居家辦公的IBM,也在2017年取消。而且這些企業態度都相當強硬:不願回到辦公室的員工就要辭職,沒有妥協空間。因此,疫情因素不會大幅推動並增加居家辦公,只要疫情結束,企業到底要採那種方式辦公,決定關鍵還是企業的效率與利益。

美國缺席領導全球抗疫,還主演搶口罩強盜戲碼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是國際政治權力的變化。近百年來全球性的危機、災難發生時,美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外界記憶猶新的是這幾十年來,從拉美的龍舌蘭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盧布違約、金融海嘯(雖然這是美國自己搞出的簍子),美國總是站在領導地位、提供解決方案與流動性以避免危機擴大。而對特殊傳染病,不論是愛滋、SARS、伊波拉、亨德拉病毒、H1N1,即使不是發生在美國,實力堅強的美國CDC也總是出馬,站在前線、領導各國解決問題。

不過,這次美國是缺席了,不但缺席全球領導角色,還冷言冷語、把病毒歸咎其它國家,最後甚至在全球眼前,上演一幕「搶口罩」的強盜戲碼─美國在泰國把美商3M在中國生產、要運往他國的口罩攔下改運往美國,那些口罩「被搶」或被禁止出口的國家包括德國、法國、加拿大、巴西等,這些國家正是美國傳統上最密切的盟邦。

川普這種「美國優先」作法當然引眾怒:德國官員痛批美國是「現代海盜」、「不人道」與「令人無法接受」,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稱美方的決定是個「錯誤」,連3M 都警告此舉恐「導致嚴重的貿易與人道後果」。在此之前,德國官員就已指責川普政府向德國製藥公司Cure-Vac 出價10億美元,購買一種可能對新冠病毒有效的疫苗的專賣權,這種自私且唯利是圖的作法,讓德國人和歐洲人普遍感到憤怒。

中國絕地大反攻,馳援各國填補國際權力空缺

與此同時,被視為疫情發源地、且初期未作好管控而被「罵到臭頭」的中國,在內部疫情緩和後,反而展開絕地大反攻,對海外輸出與提供抗疫經驗、援助他國醫療物資甚至支援醫護,傳出中國「一省救一國」(一個省市負責援助一個國家)。

不論外界如何批評北京意圖對初期未能控制疫情的「消毒」、或是支援海外的「示恩」太明顯、甚至送給國外的口罩「不合格」等,但至少是把美國比下去了;美國再次自願缺席過去一向當仁不讓的領導位置,也不再是過去那個慷慨大方、解決全球急難的老大了,紐時會發出「面對新冠危機,美國不再是一個慷慨的全球領導者」、「中國援助各國抗擊疫情,打造全球領導者形象」的感嘆,不是沒有道理。疫情過後的全球政治權力與經濟實力會如何演變,是值得好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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