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專訪在台灣的德國人，聽聽他們對於台灣各項防疫措施的看法。一向給人冷靜又嚴謹形象的德國人如何對比台灣和母國在疫情大流行時的對策。台德兩地又因為文化差異出現哪些防疫利弊？
來自德國萊比錫的學人田雅各（Jacob Friedemann Tischer）能說流利的中文和一點台語，36歲的他正在台灣做民間信仰博士研究。他前後來到台灣6次，加起來已經3年多，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4月入境。
他提到自己目前在台灣感覺很安全。第一是因為台灣的確診人數很低。第二是台灣的資訊相當即時。第三是台灣人會配合政府的措施和建議，像是戴口罩。
他提到這三點都讓他心理上感覺很安全，知道台灣的狀況在控制中，台灣人很重視疫情。
他反而很擔心在德國的女朋友和高齡的父母。他說：「他們很沒有安全感，在講電話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生活出現改變。」
27歲的Welf Richter來自德國曼海姆。2019年8月來到台灣政治大學念IMBA碩士班的他也認為在台灣很安全，相關預防措施做得很好。
他說：「台灣在面對疫情上有一個總體的社群感，像是戴口罩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保護別人和老人家。大家都很互相。」
24歲的Ann-Kathrin Luy是Richter的同學。她的家鄉在德國黑森林的一個小鎮。她表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對德國現在的狀況和未來的經濟有點害怕和擔憂。她說：「一開始我父母認為我在台灣會比較危險，但現在反而覺得我在台灣比較安全。」
抗SARS經驗成關鍵
受訪者都提到，台灣2002到2003對抗SARS的經驗成了兩地最關鍵的差異。台灣在2019年12月底開始有意識地討論因應疫情的做法。很快就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展開跨部會協調。
德國上次對抗疫情大流行已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近代缺乏應對大規模疫情的情況下，德國一直到3月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後才開始警覺，初始的防疫腳步也很混亂。
Richter說：「初期德國16個聯邦州各有做法。後來全德才統一進入封鎖，明定除非是為了工作和購買必需品不得外出。」
他提到自己在德國的親友一開始也感覺疫情只對中國與其臨近國家有影響。直到疫情已傳播至全球，他們才發現大難臨頭。
Luy認為，德國政府這次在醫療和政治上都不夠小心，行動方案出爐太晚。在她眼中，台灣處理疫情的速度和計劃性都比德國來得好。她說：「每個人在台灣好像都知道要怎麼做，生病的人數也不多。」
三人也都提到，雖然德國醫療系統很好，目前新冠肺炎致死率低，但是預防性措施遠遠不足，萬一確診人數和重症病患增加，醫療系統將無法負荷。
此外，田雅各抱怨，世衛在疫情爆發前期給其他國家「假的安全感」。他認為世衛忽略台灣發出的警示導致許多國家防疫不及。他說：「我相信世衛組織裡的人應該了解台灣經驗，也早就知道傳染率高。但還是配合中國的說法。」
台德防疫文化差異
37歲的台灣人Ruby嫁給來自德國紐倫堡的先生。婚後兩人育有兩女，一家人2018年開始在德國長居。她在2月底帶著小女兒飛回台灣，本來只預計待兩周。但隨著疫情升溫，她在3月20日的回程機票也被取消。8歲的大女兒在停課之後也從德國飛到台灣完成居家檢疫後暫居。
她的podcast「心靈思·慕·惜」常分享台德兩地的生活故事和文化差異，這次也針對疫情做了專題。她向德國之聲提到，除了時間差，德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冷靜理性。她強調，以德國人的個性，在政府沒有明令前，如果就表現出慌張的態度，會被他人視作過度反應。她說：「這是他們的民族性。」
她也說：「德國人一旦意識到有這個問題，就會非常小心地處理。但是那個前提是他們要認知道有這個危險在。」
「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比較不會一窩蜂。」這是她對德國人的形容。她以自己的先生舉例，是在許多科學證據出爐之後，堅持不戴口罩的先生才請她寄口罩回德國。
她很欣賞德國人面對疫情直接的態度。她舉例：「德國總理梅克爾一開始就說全德國會有60%到70%的人感染。」但她也說，雖然德國人依舊冷靜，但許多人感到悲觀，對於前景不看好，也有人對政府感到失望。
不過同樣的經驗拉到德國是否合用，她也不確定。她曾問德國朋友：「你們會一開始就這麼乖地戴口罩嗎？ 在一開始會願意進去任何公共場合就讓人量體溫嗎？」她分析可能很難，並強調在台灣有效的政策建議在德國不一定管用。
一場疫情看到了台德兩地在經驗上還有文化上的差異。目前抗疫仍是首要任務。但是疫情之後如何重新審視做法和累積經驗，也成了台灣經驗這次最大的啟示。
